潮州“龙母信仰”漫议
曾楚楠
枫溪重修“龙母圣庙”于戊子年冬落成，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龙母崇拜系粤西德庆县悦城镇一带的民间信仰。相传龙母名温天瑞，是一弃婴，被渔夫梁三收养。长大后能耕能织、能渔能牧，能预知风雨、医治百病，能消灾解祸、保境安民，是一位慈慧、全能的女性。曾得一卵，后孵出五条小龙，因名龙母。母子皆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故秦始皇封温媪为“秦龙母”，此后历代加封，百姓则建“龙母祖庙”以崇祀。
德庆与潮州，恰当粤省东西两翼，相距约一千公里。粤西的龙母信仰何以会传入粤东的潮州以至枫溪？该地的“龙母圣庙”又始建于何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缺，要回答上述问题，殊非易事。
“枫溪龙母圣庙史料编写组”编印的《枫溪龙母圣庙》一书中有《枫溪龙母圣庙的历史沿变》一章，文曰：“从留存的古庙石门簪判断，应为南宋时期的建筑物（古建筑门簪宋朝风格多为圆形花朵的瑞祥图案，明清多为方式篆体），枫溪龙母圣庙若建于宋朝期间，距今至少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然此说可商。
门簪是古建筑大门横梁上左右对称的装饰物。因圣庙于2002年在旧城改造中已大部分拆除，无法了解到原庙的布局、风貌，仅凭一对门簪（且不能排除从别处移来的可能，详见后），而断定该庙为南宋时期的建筑，难于令人信服。更主要的是，如果确实建造于南宋期间，按理说，地方志乘应有相应的，哪怕是点滴的记载。但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明·嘉靖的《潮州府志》，万历间郭子章的《潮中杂记》，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编修的二部《潮州府志》，均无片言只语涉及龙母庙。
龙母庙首见于志乘者，是清·雍正八年（1730）由海阳知县张士琏纂修，十二年由续任知县龚松林刻印的《海阳县志》（以下简称《雍正张志》）。该《志》卷三“神庙考”末二位曰：
龙母庙在北门堤上。
双忠庙一在北门堤上，一在新街头瀛州书院旧址，巡道楼俨、知府胡恂、知县张士琏仝建。
“神庙考”大体按年代顺序编排，龙母庙、双忠庙修建年代最晚，故排在最后。两庙又都建在北门堤上，这就为后人留下探索的空间。
韩隆《潮州府志·艺文》收有雍正五年潮州知府胡恂《增修广济桥石墩记》，中有句曰：
（广济桥）自（明）弘治、正德迄我朝，兴修者十数矣。康熙二十四年，制府吴公兴祚捐金万余，尽易木梁而石之。既而（按、指康熙五十九年<1720>）水决东洲石墩，没者二。雍正二年，前守张君自谦，倡缙绅士庶，仅修其一……（胡恂到任后）适前观察楼公（俨）清釐开元寺租，可为修桥之费，请于大吏，报可。与海阳令张君士琏，殚心经画……经始于雍正六年十月望后三日，越明年（七年，1729）六月四日工竣。
另据《雍正张志》所载，张士琏自己在雍正四年所写的《修筑海阳县江东、东厢堤碑记》中说：
沿(韩）江两岸，赖堤以为捍御……而江东、东厢，其要害也。堤不固则春夏之交，雨霪江涨，每至冲啮，居民患之……而惟江东、东厢两堤，延袤广远，溃决更经。岁久修理之功，为费颇巨，往者当事卒以为难。
从以上两篇带实录性的碑文中，可知自康熙末、雍正初近十年中，韩江潮州段的水患频仍，而当政者苦于“为费颇巨”，亦“卒为以难”，以至连康熙五十九年被洪水冲垮的广济桥东洲二个桥墩，亦要靠“倡缙绅士庶”“清釐开元寺租”，拖延九年方能修竣。
其时，清廷正处于上升期的“康雍乾盛世”的中段，官场风气大体上还不错，尤其是各级主管官员，大多以“建功立业”“效忠朝廷”为官箴，以求宦途顺达，光祖耀宗。因此，当潮州、海阳县的主事者处于欲除民瘼，欠缺经费的两难境地时，自然会采用多渠道以渡难关的措施，包括乞求外地神灵庇佑的种种办法，何况，这种方式在先朝还有“成功的”前例可循：
明代万历中期，潮州亦屡患水灾，本地神明却无能为力。据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载：“安济王庙，又名青龙庙，在南门韩侧，庙创自前明。”其注语曰：
相传神为蜀汉永昌太守王伉，诸葛征蛮，伉守城捍贼，殁为明神。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奉神像至此，遂获安澜，殆《传》所谓“有功则祀者”欤！
滇人，即云南籍人；“宦于潮者”，即来潮州当官（笔者于1985年曾撰文考定为万历二十七年潮州府海防同知、云南永昌举人施所学）。外地的神明既然“灵验”，竟然有“遂获安澜”的效果，难怪一百多年后的潮州官员要起而傚之，“引进”外地神灵。那么，该恭请何方神圣呢？主事者首先想到的，就是潮阳的“双忠爷”。
“双忠”者，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守睢阳之张巡、许远也。据明·隆庆《潮阳县志》记载：北宋熙宁中（1068—1077），潮阳军校钟英押解贡品至京，道经睢阳谒双忠庙，夜梦神语，及公务毕，乃遵神嘱而启龛后柜中神像携之南归，因徙东岳庙而立像祀焉。从知潮阳之双忠庙，由来已久。宋末，文天祥率师过潮阳，乃有《谒双忠庙沁园春词》传世。元末潮州路总管王翰派人传拓、镌石，立于城南韩文公祠中。又据今义安路瀛州书院旧址内镶嵌于墙上、雍正十年海阳知县龚松林撰书的《修双忠庙碑》所载：“雍正戊申（六年），观察楼公俨修广济桥，迎神像于潮阳，改瀛州书院以祀之者。”至于为何要“迎神像于潮阳”？龚县令在碑记中解释曰：
（双忠）忠义之气，勃然而兴，精灵争光日月，大节维持古今，则其生气凛凛，何所不在，不必独神于潮（阳）。而潮（城）之人而独神之，长民者将为潮之人而乞灵曰：桥横韩江，圮于水，修而固，人咸谓神之佑矣。顾海阳之为都十八，皆在韩江东北岸，其倚防以障江流者，十有五。抔土不沦波臣，则田园庐舍，依然无恙，群歌乐郊。若其溃决，湍激奔放，田禾漂没，里井荡析，追呼窘迫，户口逋逃，盗贼剽窃，狱讼繁兴，虽竭补救，难与图存。二公之神而将享此土也，尚其阴辅默相，以长保此一线之永固，而抚绥此蚩蚩者民也，则二公虽不产于潮、不官于潮、不游寓于潮而能为潮御大灾、捍大患也。祀典具在，春雨秋露，长吏其率父老以告虔，而特潮之人庙之神之也哉！
碑文典雅庄重，而“迎神像”、“庙之神之”之本意，说白了只是虔告“双忠爷”之“为潮御大灾、捍大患”而已，无异是当时主事者“引进”外来神明目的意图之自白。
清代府、县官员的构成，除主管官员外，教职也有重要地位。前者一般须从外省调入，后者则多由广东省调配。民国《潮州志·职官志》引《大清会典》曰：“雍正四年《谕》："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地处边远，选授教职，每每旷日持久，作何补授之处？"议奏："遵旨定议：将各项应升、应选教职人员，截发该省，令该（巡）抚按班铨补。"”也就是说，广东巡抚有权铨选所辖府、县教职。因此，潮州府、县的教授、训导、教谕多为广东省(除潮州府籍外）的有贡生以上科名者。如雍正朝的潮州教授：何逵（南海副贡）、孙天木（东莞举人）、伊述宣（东莞副贡）。训导：周履祚（广宁拔贡）、陈上植（新会拔贡）。海阳县的教职，情况类似（略）。他们的籍里离德庆县不远（广宁与德庆是邻县），同属广府文化区，龙母崇拜又是讲粤语的民系的普遍信仰。因此，当潮州府、县的主事者有乞求各方神灵庇佑的意向时，教职官员们自然会推荐历来在西江流域御灾、捍患、封号为“水府元君”的龙母娘娘。清代的教官“直接受各省学政的统辖，虽不管行政，但有关地方教化等事，地方官仍须会同办理。”（参见翟蜕园先生《历代官制概述》）也就是说，教职虽属“清流”，他们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其建议、推荐，谅必很快核准。于是，《雍正张志》才会有在潮城北门堤上几乎同时兴建“龙母庙”“双忠庙”的记载。遗憾的是，龙母庙既无实物遗存，又无相关的文献记载，故无法了解其规模、建造之起因、过程等等情况。但首见于《雍正张志》（此后之乾隆《府志》、光绪《县志》也皆照录而已），虽然只有“龙母庙，在北门堤上”一句话，也足以阐明龙母庙的建造年代上限肯定不会早于清代雍正朝的前期。
郡城龙母庙的建造，表明了“龙母信仰”开始传入潮州。而府、县决策层乞求各方神明庇佑的意向、举措，其影响必然会波及到底层的士庶，“龙母信仰”因此而随之扩散，传衍，枫溪龙母庙之辟建，即为其中突出之一端。
枫溪，明、清在海阳县辖区内属西厢都，距郡城十华里。据《潮州市地名志·枫溪二村》所言：“因有一溪横贯乡间，两岸多植红枫树，改名枫溪。”光绪《海阳县志·舆地略二·西厢都图说》谓：西厢都“通南门涵之水以入三利溪，潆洄环绕，夏秋间揭、普之舟常泛城外，冬则止于归仁（按，今之登塘镇）之长美桥。”又，乾隆《潮州府志·墟市》曰：“枫溪墟，（海阳）县西南十里。陶冶之所，逐日市。”（文中所谓“陶冶之所”，可由市博物馆收藏、立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秋月的“西厢陶工碑”得到充分印证。）可见，自明代以来，西厢之枫溪依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当地人的聪明才智，已成为水陆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的陶冶之所和繁华墟市。然而，自清康熙末期至雍正年间，潮州却灾患频频。兹节录乾隆《潮州府志·灾祥》数则，以见其概：
康熙五十七年自三月至五月雨，水屡涨。夏五月二十八日夜大飓拔木。夏六月初一日大水，北门、东厢二、三铺、南厢、江东诸堤俱溃。六月初八日地震有声。秋八月飓风大作，北门新筑之堤复决。
五十九年夏五月大水，十九日堤决，广济桥崩塌石墩三座。……
雍正元年秋七月二十一日韩江大涨，水漫湘子桥栏杆一尺。
二年夏四、五月霪雨大水，东厢三铺堤、江东西垅堤决。冬十一月大雨。
三年夏四、五月，霪害稼。秋八月十五日大飓。冬蝗，蔬菜、木叶皆贼。
四年饥，米、盐大贵。
五年大疫。
七年春正月，大雪。
九年秋九月初二日辰时地震；二十二日子时又震；冬十月二十一日午时又震。
十年夏五月二十三日大雷……秋八月二十八日大风拔木。
十一年秋七月十八日地震。
十二年秋九月十九日风飓。二十日水涨漫过湘子桥。冬十月十三日戊时地震。
……
几乎年年有灾害。枫溪是郡城郊区，频仍的灾患，自然会给当地民众带来诸多苦难。为了御灾捍患，既然府、县主事者可以乞求各方神明庇佑，那么，“上行下效”，枫溪士庶自可“依样画葫芦”，将“龙母娘娘”请回乡中，建庙崇祀，从此，“龙母信仰”传至枫溪并“落地生根”，绵延近三百年而未泯。
枫溪龙母圣庙正殿牌匾，上书“龙母圣姐”四字，当地民众因此而惯称龙母为“姐娘”。这个称呼，显得分外尊重与亲切。“姐”字在汉语中有多个义项：一是指母亲。东汉·许慎《说文·女部》曰：”蜀谓母曰姐。”（其实何止四川人，潮州人也有称母亲为“姐”者，笔者父亲称祖母为“姐”。）二是指女兄。唐·李白《寄东鲁二稚子》诗就有句曰：“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此即常用义之“姐姐”之“姐”。称龙母为“姐娘”，也有多重含义。据《肇庆风采》记载：龙母有一天到程溪浣纱，忽见水底射出光芒，顺手摸下去，竟摸出一个斑斓的巨卵，她日夜把卵藏在怀里，后来，卵裂开，爬出五条小龙，她便养育了这些龙子，人们都称她为“龙母”。在民间传说中，根本没提到龙母的夫婿为谁，看来她是终身不嫁。正因为从摸出巨卵到把小龙养育成人，龙母都像亲娘、大姐姐一样对小龙鞠养、呵护。所以“龙母圣姐”的匾文、“姐娘”的惯称，都体现了信众对龙母的无比崇仰和视同亲人的感恩挚情！
《枫溪龙母圣庙》一书中有位于庙前的“龙凤古井”一节，井沿铭文曰：“龙凤井始建于南宋时期，重修于清乾隆年间……”。此说大体可信。前文已引《西厢都图说》谓“（西厢）通南门涵之水以入三利溪。”而据光绪《海阳县志·舆地略四》“三利溪”条云：“（三利溪）濬自宋知军州事王涤”（其时称“芹菜沟”。《永乐大典》卷5343载有王涤《拙亭记》。中有语曰：“浚芹菜沟以疏水患”一语），可知至迟在南宋期间，枫溪已有墟集之设，而在乡里、闹市中凿井，是惯常做法（此即“乡井”“市井”等词语之由来）。古人迷信，为求乡里、墟市安宁，理当建立相应神庙，故凿井、立庙之举，顺理成章，及后，“老街几乎年年有一洪涝，许多住户人家会遇水越门第，遭水浸之苦。”“有识之士提议请龙母前来庇佑，遂建此龙母圣庙。”（《枫溪龙母圣庙·民间传说》中语）此说与前文陈述之“雍正间建庙”之拙见不谋而合，故井《铭》之“重修于清乾隆年间”亦符合事理。龙母庙始建时为节约开支，很可能是拆卸南宋墟市古庙重新修建，许多建材因此得到充分利用。倘如此，则今重建之龙母圣庙为何保留有南宋样式的门，以及在建庙的同时或略后浚深古井等现象，亦可得以圆释。而“龙母信仰”之传入潮州、亦体现了潮州文化包容，开放的特色。
总之，由于文献资料极度匮乏，有关潮州“龙母信仰”之溯源等问题，只能臆测如上。舛谬之处，谨俟方家有以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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