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惠州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信念代代传承博罗韩氏家族毁家纡难忠心护国

博罗韩氏大宗祠 肖静仪 摄

插图/杜卉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马勇陈骁鹏

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赤胆忠臣魂冉冉，青闺烈妇血熒熒。”明代惠州知识分子以国家为己任的精神信念代代传承，形成了明代惠州人集体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惠州人文精神孕育成形的时期。

叶梦熊为国家利益仗义执言，以文官之身领兵平叛；博罗韩氏家族在明清易代时毁家纡难，满门忠烈……这些士人自幼即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勇敢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迎接各种困苦艰危的挑战，建功立业，达到了比“轻王侯”更高的精神境界。

壹太平时铁面直言不平之事

被称为“惠州晚明三尚书之一”的叶梦熊，曾多次为国家利益仗义执言。他入仕之初也曾任御史，因上疏忤帝几遭廷杖，后被贬逐出京，其间言行亦可圈可点。隆庆四年（1570）秋，叶梦熊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到任三个月，即上《慎处纳降疏》谏止隆庆皇帝，认为“把汉那吉之降，边臣不宜遽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否则“将致结仇激祸”。在奏疏中，他以宋代郭药师事作比喻，触怒了隆庆皇帝。

隆庆斥叶梦熊“妄言摇乱”，几乎要罚以廷扙，后经大臣们疏救，才改为“命降二级，调外任”，远逐陕西郃阳做县丞。然而，叶梦熊面对突然降临的厄运泰然处之。在前往郃阳的路上，他拜谒了司马迁墓，作诗说：“大河东去世茫然，司马残碑记汉年。……国士飘零同感慨，一杯和泪滴重泉。”他以“国士”自任，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得失荣辱之上。

叶梦熊的挚友、名列“湖上五先生”之一的李学一，这时候正在惠州家中守父丧。他听到叶梦熊被贬的消息，寄诗千里以致敬意：“夕拜台官朝上书，郃阳气候却何如。殿中三尺贾生策，陇右孤云唐介居。秋日未闻秦塞雁，梅关正阻粤江鱼。思君此际肠真结，何地绸缪一慰予。”

李学一父丧期满后，朝廷任命他为刑科给事中。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冒着被家乡“父母官”打击报复的危险，把愈演愈烈的惠州寇患真相上报朝廷，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两年后的万历元年，“惠州寇平”。

李学一也和叶梦熊一样，忠心可对日月，把维护国家百姓利益作为御史言官的第一要务，明知要得罪权贵亦义无反顾。

贰危难时慷慨领兵匡扶社稷

明代惠州人出仕，在朝廷多铁面御史，在地方多清廉知县，至国家危难或社稷倾覆之际，则又多慷慨赴义、以身殉国的节烈之士。和御史王度一起被乡人祀奉于表忠祠的刘简就是这样的一位。

刘简，字以中，归善人，永乐六年（1408年）举人，任交趾谅江州通判。洪熙四年（1425年）当地黎利叛乱，聚众围城，刘简独自支撑危局，坚守数月，最后城陷不屈，偕弟及妻子七人投井自尽，是明代惠州籍官员中首位为守国土而以身殉职者。

上文提到的叶梦熊，也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成为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万历二十年，宁夏总兵哱拜杀巡抚党馨，联络蒙古部落起兵叛乱，连陷河西47堡，声势浩大，全国震惊。时任甘肃巡抚的叶梦熊闻讯后愤然而起，上疏万历皇帝主动请缨率兵请往讨伐，誓不与哱贼俱生。

万历皇帝“壮而许之”，诏称其“忠义可嘉”。叶梦熊得旨后日夜兼程驰赴朔方平叛，后又接替魏学曾，持上方剑总督三边军务，身先士卒，有勇有谋，哱拜之乱很快得以平息。

在杨起元看来，叶梦熊所以能“大树立于宇宙之间，然后无愧为男子”，是因为“平生矫矫自负而能铸以圣贤之学”，是读书学问的结果，是教育的结果。惠州士子这种以身许国的精神，正是教育力量的具体体现，也是构成惠州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甲申国变，清军入关，明朝倾覆，汉民族面临空前危难，这种精神更迸发出强烈的光芒。从历史看，惠州一地，既是宋亡而抗元、明亡而抗清的最后战场之一，又是元末何真维护中国统一，举广东之籍归顺明朝的策源地，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叁明亡时毁家纾难以身殉国

宋末元初，文天祥在惠州兴兵抗元，最后在海丰（时属惠州）五坡岭被俘。过零丁洋时，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其浩然正气，对惠州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南明在惠州一带和清兵作拉锯式的最后争夺时，不少惠州士子毅然加入南明政权，支撑危局。救亡失败后，他们有的隐遁乡园，联络同志，图谋恢复；有的不屑仕清，结茅著书，食贫自甘；有的则皈依佛门，削发明志，誓不与清廷合作。姚子蓉、叶维城、叶维阳、叶挺英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明清易代之际博罗韩氏家族的表现。据方志载，顺治四年（1647年），博罗经清兵屠城后，县城为之一空，后来能找来收拾城中尸骸的“黎庶不过数十人”，整个韩氏家族更是“命尽全家”，仅韩晟一家三代男女老少抗清殉难者就有多人。

韩晟，字寅仲，韩鸣金的长子，韩日缵的堂兄弟，少年时师从叶春及，在罗浮石洞书院读书。叶春及赏爱其才，把次女许配给他，生下如璜、如琰两个儿子。他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人。

万历二十年，叶春及获任湖北郧阳同知，离开石洞书院，韩晟即回博罗读书著述，督教子弟，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考中举人出任浙江遂安县令。这十年间，儿子如璜、如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亲自督教，接受了人生最重要的思想启蒙，终于在抗清保明的战场上挥洒热血，纷纷殉国。

明代士子“灭族沉家志不歧”的许国精神与宋代士子“草衣木食轻王侯”的人生态度，显然也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但比之前者，它又显得更加入世，更加积极，充满了昂扬激越的生命张力。他们自幼即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勇敢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迎接各种困苦艰危的挑战，建功立业，达到了比“轻王侯”更高的精神境界。

从文化的层面看，这是宋明两代名儒书院讲学的思想回响，也是文天祥在惠州舍身抗元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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