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稼由来关宦迹 古潮州立春节俗遗韵
苏海
自古为岁首礼俗所重的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古又称立春节、正月节、改岁、岁旦等，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衍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时节令文化。可以说，立春由节气演化为一个传统节日是自古以来的，旧时从官府到民间，都十分重视。立春时节，人们要进行祭祖，迎句芒神庆贺祭典等迎春活动；要送“春牛图”报春，要“鞭（打）春牛”；民间习惯要吃萝卜、姜、葱、面饼、春饼，称之为“咬春”；妇女要剪出各种春天里的动物的形状进行装饰，这些或戴于头上，或贴在门窗屏风户外，或于户外立“春幡”的装饰物，称为“胜”，此习沿成剪戴“春胜”的风俗；再到立春日出游探春开始发展成踏青游春的民俗等等形式的全民迎春活动。系列丰富多姿，隆重热烈的节俗生活，在古潮州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也得以保留下来，并演化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民俗节日。
而由官方主持的“立春”节仪式——鞭“春牛”的活动，尤为隆重。“春牛”，据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记：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在立春日都要举行鞭春之礼，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意在鼓励农耕，发展生产。“鞭春牛”也就是在立春日，由各地长官亲自主持举行迎春大典，行祭拜仪式后，送“土牛”于城门外，由主事官员执鞭击土牛，将用土泥成的“土（春）牛”打得稀巴烂，以示规劝农事、策励春耕的迎春仪式。唐元稹《生春》讲道：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围观的百姓争抢碎土以归，因“至期鞭春，争取土牛归，以利六畜”。（乾隆《揭阳县志》），期望六畜兴旺，预兆丰稔，所以“虽得丸泥片纸，以为吉，不则意沮气馁，故有奋臂直前，拥拥杂沓，官法不能禁也”。（乾隆《潮州府志》）清雍正《澄海县志》[风俗·时节之俗]更是记载：立春先日，扮戏鼓吹，出东门迎土牛入县，观者塞途。乡落不知干支之义，视牛辩雨旸。鞭春日，争拾牛土，谓可压邪云。因人们认为春牛是春的象征，所以“争拾牛土”的行为被称为“抢春”。可见每年鞭“春牛”仪式隆重，官民同举，场面壮观，且历代相沿成习，诚如杨万里《观小儿戏打春牛》：“小儿着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生动描述宋代鞭春牛活动场面一样，“鞭（打）春”民俗真是：年年春打六九头，烟火爆竹放未休，五彩旌旗喧锣鼓，围看府尹鞭春牛。
古语称立春：“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至今在每年立春前后出现多雾，阴湿的天气时，潮汕地区的老百姓，俚语仍将这种“天时（天气）”叫为“拍春”，潮语的“拍”是打之意，也即打开之意，意谓春润大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农家岁首又谋耕”，立春的到来，标志农业生产开耕在即。潮汕地处韩江三角洲，农业发达，莅政官员也十分重视催耕助农，“打春牛”以示劝农，意在提醒催促人们，要抓紧大好春光，莫误农时。至清代潮州府、各县志均记载着的这一节日及其他有关各项活动的仪式，尽管民国廿六年（1937年）出版的《潮州年节风俗谈》[年节风俗]中，尚有与清光绪《海阳县志》[风俗]：“立春有司迎春于东南郊（迎春在南，邑相沿皆在南关春城楼）鞭土牛谓之"打春"”的相同记载，但自晚清以降，此风俗却日渐式微。
可以说，立春日迎春，是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重要活动。历代官方到民间，中央到地方上行下效地通过一定的形式演衍着策励农耕，规劝农事的传统仪式。
在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天子行“躬耕帝籍”之礼——“籍田”礼。“籍田”古已有之，商代的金文中就有“籍田”之辞。《词源》“籍田”注：“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奉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诗经·周颂·载芟》序："载芟，春耕田而祈社稷也。"傳："籍田，……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借民力以治之，故谓之"籍田"。”也作“藉田”。《词源》注：“韦昭曰："籍，借也。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籍田”，就是中国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
《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每逢春耕前由天子、诸侯执耒耜象征性地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拔，然后由庶民耕种完毕，这一礼仪称作“籍田礼”。籍田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的礼仪之一，籍田礼仪包括行耕籍礼（享神农炎帝）和天子亲耕。其仪式历史之悠久，影响范围之广深，无与伦比。
历代帝王对籍田礼十分重视，从先秦到清代都举行过大型的籍田礼，从汉文帝开籍田礼仪，以祭“先农”即“炎帝神农”始，历代都效仿。南北朝时，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围以青幕，供皇帝观看农夫耕种籍田情形之用。隋唐对此重视更甚，唐代皇帝亲自参加籍田，并设先农坛祭祀炎帝，还在洛阳设置先农坛和籍田。北宋王朝于都城汴京朝阳门外七里筑造先农坛，籍田祭神农，宋以后就直称“观耕台”。先农坛、观耕台建筑遗存在北京至今齐全。元明清祭祀，籍田礼仪更为完善，雍正时，还将籍田之礼推行到州、县，并一直沿袭至清末。清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壇庙]对国家祭祀中作为“中祀”的先农坛祭祀，不仅从先农坛的位置，致祭时间，仪轨，耕藉歌，设置籍田作为经费作了详细的记述，更对迎春礼节中的立春日“迎句芒神土牛春”作了特别的记述，可谓慎重其事。
“牧宰奉行王制美，共知天子重耕桑。”这种在小农社会非常受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社稷福祉的藉田礼仪上行下效，在各地方演衍地留下了些许或是记载或是具体的历史遗存。
唐贞元十二年（796年），李宿以御史中丞贬任潮州刺史期间，于任内第二年在葫芦山上倡建“观稼亭”。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潮州]·碑记：“李公亭，唐贞元十三年立”。《永乐大典·5354卷·潮州府》引宋、元方志《三阳志·州治》也作如是说：“……今郡西有李公亭，始于唐贞元之十三年，其亭记亦是年作也……”该亭代有兴废，后人在“观稼亭”遗址上代有重建，因亭是李宿所建，后称之为“李公亭”。嘉靖《潮州府志》载：唐贞元间，御史中丞李宿建“观稼亭”于其上，后因名曰“李公亭”。宋元祐间，知州鲍粹访其遗址，重建为阁。左右建二亭，曰“乘风”“待月”。鲍粹并作《登前守李公亭》诗云：“"李公亭"即"鲍公亭"，何事因仍旧日名。”言意凿凿，为缅怀前任李宿，后人将重建的亭称为“李公亭”。而从清代各府、县志书的刊载来看，皆视重建的“李公亭”与唐代的“观稼亭”地址是相同的，系在西湖山南岩的老君岩之上。据清乾隆·范同治《南岩记》载：“由山麓循紫竹庵而上，则为老君岩室……拾级而等，则左"乘风"右"待月"……由仙岩而跻其巅，有亭仍曰"观稼"，可以望全潮……”从上之记载中清晰可辨该亭位置，重建的“李公亭”即是“观稼亭”无疑。
李宿建亭的目的，从上引《三阳志·州治》中摘录今已湮灭的“李公亭”碑记：“固曰亭为观稼之地，在郡西隅……”，可以一目了然，观稼勉农，图促生产，履政职。因唐代的潮州，《图经志》云“稻得再熟，蚕亦五收”。到唐代，稻作农业成为本区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已经见诸文献，在韩愈《祭湖神文》中已见端倪。另《南岩记》还讲：“……可以望全潮，山水如列，看万家烟火、绣壤纵横，烂若七襄之锦也……”从《记》叙述的地理位置及环境来看，尽管眼前之景象虽已是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但我们似也可想象，当时的葫芦山下附近应有成片的稻作农业生产区，当年太守登亭西瞰俯顾，极目望去，开阔平坦的田野，该是一川平畴，秋穗翻金了。诚如清末民初王延康先生撰写的旧“观稼亭”联的描写：“乱山吞落日，平畴交远风。”
“望耕台”，是现存于饶平县三饶镇旧县衙的当地名胜古迹之一。康熙《潮州府志》载《望耕台记》云：“饶平县治，后有山窿然而峙，陟而望之，四境原田，井井在目，成化甲辰，三山张浚来知县事，因山为台，名为"望耕"……”可知，饶邑“望耕台”肇建于明成化甲辰年（1484年），是县令张浚莅任后所建。当时知摄县事的张浚，福建人，明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载其于任上：“……成化十六年（1480年）任，修教令，兴学校，廉能公恕，人不敢干以私……民思之，祀名宦祠”。
林大钦在《旧饶邑志序》中云：“……国之大事，在养与教，养在劝农桑，教在兴礼义，衣食蕃殖，信义滋孚……”饶平县始置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而此时的饶平，建置才七年时间，可谓百业待新，如何发展生产，安定民心，才是当务之急。正因如此，张浚撰《望耕台记》云：“名为"望耕"，盖不敢忘夫民事也，不忘民事，窃有志于民也……”。所谓民事，即在于“养”。张浚建台的目的，原为规督农桑，发展生产。
清光绪海阳县举人谢锡勋在《望耕台》诗中描写到：“琴峰苔址没苔斑，犹说贤侯到此间。田水梳翎看鹭浴，碑阴砺角识牛闲……”。建于县治后山琴峰之巅的“望耕台”，“高起二寻，广入二丈……”，为全衙最高之处，登高望耕，四野俯视，远近原野作物片片，农事活动历历无遗，登高既可以了解农业生产的情况，又构成了一幅清丽静谧，风清林荫的别致风光，益添登台望耕情趣，蔚成当地一景。
无独有偶，雍正《揭阳县志·艺文》有《东郊劝农亭记》载：“考之揭乘，旧无"劝农亭"，斯亭之作，由邑别驾刘使君始也……”。《记》中之“别驾”，是当时主抓农业的地方官员，是州刺史的佐吏，也称别驾从事史，因随刺史出巡时另乘傅车，故称别驾。别驾刘使君，即刘昭。康熙《潮州府志·职官·明潮州府督粮通判》载：“刘昭，富顺人……万历间任”。从《记》中可知，此亭是于万历年间由通判刘昭主持所建，但具体年代不详，且府县志对“劝农亭”均无记载，此亭的存在与否不得而知。但从《记》文撰写者黄仕凤的履历中，似乎可得明确的答案。雍正《揭阳县志·职官·选举·举人》有载：“黄仕凤，揭阳曲头人，与林熙春同中万历壬午梁维屏榜，出仕湖州通判”。作为本地的士绅，其对“劝农亭”的筑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撰写《劝农亭记》，勉农重农之情应该感同身受吧。
刘昭建亭之意，《记》云：“……固无邑不重（农），而揭之重（农）尤甚，此使君作亭之意也”。地处榕江流域的揭阳县，土地广袤肥沃，较之韩江流域少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记》云：“一易之田可收数钟，二易之田倍之”，所产的稻米“漳泉任率为汛舟之役，转轮而去矣”。除了自给之外，还可作为商品供给外地，可见稻作农业生产的繁盛。
雍正年间，曾任县令的澄海人林征麟在《义学碑记》中讲道：“……今会稽宣公来宰是土，谓善政莫先养民而厚生，继以正德下车伊始，即亲巡陇亩，省视灾疫，捐俸建"同春亭"为劝农憩息之所……”作为来宰是土的地方长吏，“盖不敢忘夫民事也”。“养民而厚生”，捐俸所建的“同春亭”“为劝农憩息之所”，与上述各亭之意愿无二。
更有甚者，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县方子炬视事惠来县，因其“宽仁廉惠，邑人爱之”，惠来人民在县东廊外，为其“筑生祠为祀”。而县令方子炬却“不欲居其名”，遂自题祠为“劝农亭”。作为“守土臣工”的地方长吏，视事地方而不忘民事，时时不忘借以“宣德意”，在农耕社会尤为甚要。后人有诗记：“野树青青还过春，飞花啼鸟过城闉。省耕却忆前人事，留得郊亭遗爱新。”遂蔚为美谈一桩。
可以说，在每年隆重热闹的立春节“鞭春牛”后，地方长吏登台藉以“观稼”“望耕”而“劝农”，这正是祭祀仪式中《耕藉歌》所唱“圣神天子重农桑，丹凤衔书到海疆，守土臣工宣德意，籍田开处丽春阳”之意。谢锡勋在《望耕台》诗中更是直意表达：“……年丰反恐农人惰，廉远谁知穑事艰。观稼由来关宦迹，李公亭已峙湖山。”只是由于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不复，和大多数已经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一样式微消逝，但历史遗存的热闹节俗和“守土臣工宣德意”的亭台，益增山水些许风情遗韵。
新闻推荐
庄志平自宋代以来，“韩祠橡木”就是闻名海内外的潮州名景，其中的主角——“橡木”，自栽种这日起到乾隆年间枯萎，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