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广涉近代新兴工业 是名副其实的开拓者

胡波（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授）

羊城晚报：香山的地域文化和环境如何造就了郑观应，为什么他会成为粤商（甚至是当时全国的商人）当中最有思想、最有著述的人？

胡波：题目较大，我只能侧重谈郑观应在故乡的成长环境为他后来发展奠定的基础。他父亲郑文瑞也是读书人，对郑观应也施以传统的家风家教。他虽然科举乡试没中，但毕竟受过正规的旧文化训练，有一种儒者之气，这一点优于不少粤商。

香山同时是中国最早、也最深接触到西洋文化的一块地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葡萄牙人就为此地带来了西洋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文明。所以，郑观应从小又受到这种民风的熏陶。他既见到西方文化传入的先进面，同时也耳闻目睹了由此带来的鸦片横行、贩卖华工出洋等丑恶面。因此，他既对外部世界不陌生，同时又比当时内地的人有更加深重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其后，他异常丰富的职场经历和善于积累、思考、成文的习惯，更是一同造就了后来《盛世危言》的诞生，郑观应也因而成为粤商中“思想家”的最高代表。

羊城晚报：粤商到了郑观应、唐廷枢他们这一代，香山商帮崛起的时候，表现出哪些与中国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呢？

胡波：以香山商帮为代表的粤商，集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及危机意识于一身的特点非常突出。与晋商、徽商以传统消费社会为依托不同，这一批粤商的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新型的消费群体和多元的服务对象。

晋商与徽商虽然也与外国商人有过不少接触，生意也做到俄罗斯、日本，但主要还是依托于中国的农耕社会，交换的大多是茶叶、盐和农副产品。香山商帮却不一样。他们虽然也从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起家，但很快就扩展到轮船、矿业甚至房地产等新兴的行业。他们既要了解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商业习惯和交换方式，又要熟悉中国的市场和官场，专业方面的训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要求更高。

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当时著名的香山买办、商人都熟谙英文，亲身感受西方科技社会的发展，是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但同时，他们率先响应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的号召，甚至放弃自己的高薪买办生涯，不惜与昔日的外国老板、同仁周旋商战，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中，开办航运、电报等新兴行业，开矿山、造机器，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新型工业绝大部分项目的投资、运营，是近代工商社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这也是近代粤商的突出特点。

羊城晚报：而且他们的成就还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

胡波：他们除了自己经商，又有意识地超越了这个层面，而向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上层领域提升。

这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郑观应与时俱进的系列论述。他以杰作《盛世危言》创立了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当时朝野就影响巨大，堪称“商战”的战略策划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对中国后来的变革更加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唐廷枢首创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支持容闳创办《汇报》，徐润协办留美幼童事务、创立中国首家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等作为，都令粤商从中国各大商帮中脱颖而出，具有了鲜明的推动国家进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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