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母语写作跨越世间沟壑 白描人生的昂扬与失落 专访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 获奖作者
文/本报记者 冷启迪 图/受访者提供
薛忆沩：
写出人性的“百科全书”
在一些评论家眼中，薛忆沩极有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下一位得主。尴尬的是，身边的朋友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作品。2019年8月，后浪图书公司推出了薛忆沩“文学三十年（1988-2018）”作品集，包括虚构选集《被选中的摄影师》和非虚构选集《大地的回报》，在出版界刮起了一阵“薛忆沩旋风”，他的名字才开始出圈。在第五届华人华侨“中山文学奖”中，薛忆沩刚刚完成的作品《李尔王与1979》毫无悬念荣获大奖，身处加拿大的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受访过程中，他所表现的真诚与才华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李尔王与1979》是一部新鲜出炉的作品，记者有幸拜读，发现和您之前的写作都有些不同，这种不同，除了题材从都市“回到乡土”，还有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长河中的命运感和历史感，首先想问下，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
●薛忆沩：创作这部作品有“大环境”和“小环境”两方面的原因。我说的“大环境”是指全人类最近这四十年来所面对的客观条件，而“小环境”是指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状态。前者是外因。它以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完成为主要特征。这两个条件对“人”这个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概念提出了最激进的挑战。而“文学是人学”，对“人”的任何挑战都必然会得到文学的回应。
《李尔王与1979》就是这样的一种回应：它坚信以真、善、美为基础的传统价值，对人在历史变迁里的耐心和韧性充满了敬意。而我自己作为一名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勤奋耕耘了三十多年的写作者，正处在生理年龄和文学生命的“更年期”。伴随着这特定时期的种种症状，我的命运感和历史感也日趋浓烈，甚至已经变成帮助我认识世界和探索人性的主要坐标。这大概就是这部新作出现于此时此刻的内因。
◎记者：《李尔王与1979》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严肃文学作家的长篇历史小说书写，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历史背景和长河中，这是否是您一直希望实现的一种写作模式？
●薛忆沩：是的。其实在我开始发表于上个世纪末的“战争”系列小说里，这种命运与历史的纠缠就已经非常显眼，已经被一些评论家当成是我的“风格”。短篇小说《首战告捷》《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上帝选中的摄影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还有被选入“中篇小说金库”、与《阿Q正传》等经典并列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后来，这种复杂的纠缠被我带进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空巢》是最成功的例证。
经过整整四十年的生活积累，经过整整十年的学术准备，经过整整十六个月一天都不停顿的孤独攀援，我终于在2020年3月8日中午登上了自己文学生命里的新高峰。依照自己的夙愿：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最新的高峰命名为《李尔王与1979》。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写出的“乡土小说”。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写出的人性的“百科全书”。
◎记者：在此之前第四届“中山文学奖”时，您也提交了作品《空巢》，成为遗珠，《空巢》里，您关注了都市老人的生存状态，用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了人到晚年的孤独与无助，极富感染力，而这种内心世界的流动又让人想起加缪和乔伊斯的文学世界，在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中国文学传统还是西方文学世界对您的影响更甚？
●薛忆沩：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著作的陶冶，因为那是父母书架上最多的书。而到了青年时代，我又因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感化。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都应该与我有类似的知识结构。不过，我个人受惠于一种特别的幸运。许多读者都熟悉和喜欢我的《外婆的〈长恨歌〉》，那是我写我外婆的随笔。我外婆出生于湖湘望族，自幼喜爱文学，又有超常的记忆。她在做家务的时候，嘴里总是在哼唱着古代的诗歌和散文。因此，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也在不断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作为小说里“母亲”的原型，我外婆在《李尔王与1979》里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在小说里起关键作用的《桃花源记》就是她经常哼唱的作品。
◎记者：在此次文学奖的评选中，有位评委曾经说过，如今海外华文写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最初乡愁的叙述，到放眼世界，讲述世界性的故事，而您看起来好像又回来了，回到了乡土。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海外华文创作的状态和趋势？
●薛忆沩：我是一个闭门造车的“愚公”，对海外华文创作的状态和趋势没有什么概念。《李尔王与1979》是我的第一部“乡土小说”，而它讲述的却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故事。这不仅因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本身就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也不仅因为1979年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年份。这是因为小说里的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因为他们的三个女儿，因为纠缠在他们生活里的其他人物，因为所有这些像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真、善、美，因为他们梦里的“桃花源”。
◎记者：生活在海外多年，您认为异质文化的冲击，对于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带来了哪些改变？
●薛忆沩：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长话短说，我想强调的是“谦卑”。走进异质文化，一个写作者会立刻看到世界有多大，生活有多深，语言有多妙……而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又会多么荒谬和多么可笑。没有谦卑的心态，一个写作者的目光一定是短浅的，见解一定是粗浅的，作品也一定是肤浅的。我经常谈到，在2008年左右，我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这应该就是异质文化和语言的冲击带给我的一个直接结果。我谦卑地接受了这种结果，用将近八年的时间和不可思议的勤奋“重写”了我在那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包括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的名篇。没有这一段特殊的文学之旅，我不可能继续攀上后来那一座座创作的高峰。
◎记者：华侨文学奖举办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届，张翎、严歌苓等作家也曾在这个平台上收获了荣誉，您认为这个奖应该怎样才能办得更好，能否给些建议，尤其是在如今海外华文创作出现年龄断层的当下？
●薛忆沩：我看到之前有报道说本届获奖者大都是“新人”。这是正确的方向。我相信，发现有潜力的“新人”，尤其是年轻的“新人”，应该是好的文学奖的责任。也就是说，好的文学奖不仅应该面对过去，还应该面向未来。
谢炯：
从诗歌的万花筒中看世界
谢炯，这个中国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却是一个在海外十分响亮的名字。谢炯是美国知名移民法律师，2000年便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经手上千案列，是当地移民社区居民熟悉的面孔。她说，早年在学生时代短暂地写过一年诗，因受到处分，气愤之下便将稿子都烧了。在之后的三十年闯荡中，她没有写过诗，也很少读诗，但许多文字仍如诗般流露出来，她说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其它才能，五音不全，五谷不分，手不能画， 脚不能舞，只有对语言的感觉强点，所以灵魂就从语言那个小孔冒了出来，变成了诗。她还说，不知道是她失去了诗，还是诗失去了她；不知道是诗找到了她，还是她找到了诗；不知道自己年近半百，诗前来敲门想干什么。但当路过纽约诗人之家门前的河滨花园时，她流下了幸福的泪，那是因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失而复得而流下的感恩之泪。一瞬间，所有的面具都褪了下来，不再重要，半个世纪的旅途之后，她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诗人。
◎记者：您在《黑色赋》中用诗歌的语言，将游子的乡愁、女性的情爱、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作为描绘对象，当具象的世界变成抽象的文字，你是怎么实现这种转化呢？
●谢炯：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看万花筒，哪怕知道它不过是几块玻璃带来的幻觉，还是仍不住爱看它。因为万花筒带来的美是超越日常生活体验的，它使我们感到自己在踮起脚尖，微微脱离地球引力，进入魔幻世界。诗歌呢，其实就是一个用来看世界的万花筒，是通过语言对世界的一种个体化的审视和魔幻化的过程。生活的碎片都在那里，每个人都有那么几片玻璃，诗人不过是个需要从诗歌的万花筒中看世界的人而已。
◎记者：在颁奖辞中，评委会对你的诗歌作品写道：“既有传统诗歌的和美精神，同时也兼备现代诗歌的抽象意识，实属可贵”，您认为这种传统诗歌的精神是什么？你是怎么将抽象的意识融入这种传统诗歌精神中？
●谢炯：我很少区别传统诗歌精神和抽象意识，我个人兴趣很广，除了律师职业外，还喜欢搞室内装潢、旅游、摄影，有段时间还研究癌症病理。我读的书也很杂，既读经典，也看通俗小说，中英文通读；我还看大量影视作品，特别偏好卡通片和科幻片。我的古文不错，很小就读过《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我的很多诗观都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积累下来的，自己也没有怎么刻意追求过，好比前几日我在读加拿大诗人安·卡森，她的句式很灵活，布局扑朔迷离，往往任由句子在进入高潮前塌陷，造成悬崖效应，这种既刻意又无心的戏剧效应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并不少见，苏轼白居易都很擅长讲故事。我们提到传统精神，总好像觉得那是很神秘很滯重的东西，我们比较强调古诗词的艺术性，却往往忽略它们接地气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诗人的语言非常贴近他们生活中的真实，李清照写“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完全是闺秀的大白话，她毫不顾忌地引进诗里，一点不觉得突兀。这种“毫不顾忌”，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精神的一部分。诗有很多种写法，换一块玻璃，就是一个新的万花筒。
◎记者：据我了解，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走遍了大半个地球，求学、工作，这些经历为您的创作都带来了些什么？
●谢炯：我在海外居住了整整32年，回国探亲一般也就是几个星期。我觉得在国外时间太久之后，有点麻木，尤其长期住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多元纷杂的城市。每天看到的都是不同种族的人，每星期换不同国家的菜肴，变的见怪不怪了。如果你只面临一种强大的异质文化，有可能它会将本体文化冲跨，但是，当几十种异质文化横冲直撞时，本体文化反而很少会受到真正的冲击。我有个瑜伽老师来自日本，教授禅宗；大楼门卫来自牙买加，懂音乐；我基本上就是兼收并蓄，什么都捡点看点。任何一个艺术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都不容易，生活在繁复的异质文化中的好处是，原始材料很多，可以迅速积累，但坏处是容易看花眼，搞成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这是一个从简到繁，再从繁到简，达到大道至简的过程，需要有极强的自律才能达到。
◎记者：如您所说，身居海外以母语写作，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是因为与它有着“平时不用”的合适的距离，那文学的创作是否需要这种“合适的距离”，才能审慎为之？
●谢炯：“合适的距离”是必须的，因为文学是提炼，是将生活的碎片摆成某种形式后制造出来的万花筒，而不是碎片本身，诗，既要接地气，又要远离地气。因为语言的工具性，所谓“平时不用”，是不容易被某种语言习惯控制住，带入泥沼，同时，更加自觉地把控语言的体验。
◎记者：在英语社会，您已经熟练应用英文进行创作，但仍然坚持母语写诗，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谢炯：母语对诗人而已，好比母乳对于婴儿，一个放弃母语的诗人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尽管我们长大了，长出牙齿，可以吃固体食物，可以用后天学来的、他人的语言写他人的故事，给予我们基础营养、决定我们身体底子的却是母乳。诗人的内在诗性永远是母语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母语”——原谅我走进你蜗居的家/原谅我躺在你躺的那张竹篾/原谅我望着你望的那轮圆月/原谅我点燃你蓄了一冬的檀香/在你写了一生的梅花里/走回自己的家。母语，是我们这些常年漂泊异乡他国的人生命中最初也是最终的家。
随着海外华人人口的增长，海外华文创作这几年非常兴旺，很多海外华文作家本来在国内就是成名的作家，出国后继续创作，还有很多国内国外两地居住，因此也带动了海外华文创作热潮。基本上，海外华文作家都是第一代移民，到了第二代，中文基础不够好，多数转为英文写作。成名的华裔作家不少，但和海外华文作家生活在两个圈子中，互相不来往。海外华文文学总体来说是个脆弱的领域，同行少，交流少，读者少，出版渠道少，作家本身谋生的压力大，成为专业作家几乎不可能。但是，经验的独特性却使海外华文文学富有与众不同的价值和魅力。因此，“中山文学奖”是个有着深远意义和建设性的奖，我很荣幸得到今年的优秀作品奖，希望这个奖越办越好。
亦夫：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日华文学与北美华文文学相比，多少年来一直处于作品少、影响小、长期不被重视的地位。但随着近年有数位日华作家获得了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日华文学开始渐渐获得了应有的关注，亦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自言：获得“中山文学奖”对于他这个长期游离于各种文学组织、文学活动和文学奖项之外的写作者来说，是一份荣幸和鼓励。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标志着作家亦夫写作的巨变和成熟。
◎记者：据我了解，对于旅居东京二十余年的您而言，这是您首次创作以日本为全部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可谓转型之作。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出来？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写作灵感？
●亦夫：写作三十多年，我出版的十来部长篇小说，一直都在寻求变化，而这种变化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农村刚到北京大学上学，最初的两部小说《土街》和《媾疫》是过去的乡村记忆，而随后的《玄鸟》和《城市尖叫》，反映的则是我对都市生活困境的迷惘。旅居东瀛之初，我所写的几部长篇仍是国内记忆，时间久了，日本生活对我人生经验的影响日益加深，这自然就会反映到我的小说创作中。写一部日本生活的小说，可以说是积蓄已久的想法。其实要说转型，除了题材是首次描写日本生活之外，更为明显的变化是叙述方式的变化，我过去的小说都是以第三人称写作的，而《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则是第一次采取第一人称写作。
◎记者：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留学日本的作家群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当下知名旅日作者，老一辈如李长声，年轻一辈如苏枕书等，多是以散文随笔等非虚构写作方式介绍日本文化。但在您这部小说中，却为读者呈现了最日常、最真实又鲜为人知的日本。生活在日本多年，日本文化带给您怎样的滋养？
●亦夫：作家的类型不一样，对异质文化的反应也不同。我大概属于那种在异文化中不容易受到冲击的人，因为我比较容易接受相异甚至对立的东西。但即便接受，异文化起初也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观察对象。真正的影响来自它在漫长的时光中对你的浸润甚至俘获。正是日本生活的日常细节像渐渐涨起的潮水一样打湿甚至淹没了我，使我不知不觉中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缓慢到你基本上没有察觉。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自己的写作之中。这种变化对写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说一句，那就是它丰富了我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这既包括认识的角度，也包括体验的拓展。
◎记者：在颁奖词中，评委说您将日本文学中最为精髓的部分融入到汉语之中，这让小说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您认为日本文学最为精髓的部分是什么？
●亦夫：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是作家对一种文化个体认知的总和。所以日本文学必然是日本社会和生活的折射，日本人的内敛、低调，日本社会对礼仪和形式感的尊重，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这些特征表现在日本文学中，就必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便是日本文学的精髓。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华文创作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在国门刚刚开放之初，海外华文文学多以表现差异的猎奇方式存在，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现在，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越来越小，这样才有可能让海外华文作家真正去思考异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创作出更具深刻性的文学作品。
张惠雯：
母语就是随身携带的故乡
由于不在国内，不参加国内任何文学活动，出书较少，张惠雯的名字还鲜为人知，但低调的姿态仍旧掩盖不住她独特的写作所散发的迷人魅力。实际上，早在2005年，在余华的推荐之下，她的作品《水晶孩童》就已经亮相国内文坛。十多年里，她像个手艺人一样，在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状态下慢工出细活，磨出了不慌不忙、带有其整体性的小说集作品《在南方》。
◎记者：《在南方》书写了中国移民在美国南方的生活与心路历程，连缀成了美国华人移民的南方生活画卷。您认为在南方的生活带给你的创作有哪些改变？
●张惠雯：“异质文化冲击”不是我来美国后发生的，它发生得很早，我17岁到新加坡读大学时就经历了这种冲击。但那时候年纪小，很快就适应了新生活。新加坡是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多元化城市，所以，也可以说给我提供了一种文化适应上的过渡。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之前，我的“文学养料”基本都是西方文学，所以我对西方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并不陌生。搬到美国后，新环境让我的视野和写作背景更加开阔一些，有更多的人和故事可写。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生活多年后，我的创作更加着重人性的相通之处。我希望我写的故事无论发生在哪里，其人物都可以穿越任何边界、壁垒，到达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人心里，使他能从中辨认出自身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去满足他们对异国故事、情调的猎奇心理。
◎记者：在此次评奖的颁奖词中，评委给予你极高的评价“几近完美的小说技术，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教科书般的示范意义，也让她成为令人尊敬的小说家。”您认为写小说需要什么技术，这种技术如何才能使之变成小说艺术？
●张惠雯：这评价真是太高了，我不得不说在我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同时，我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我觉得我必须写得更好，才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如果详细谈这些技术，可能要写一篇上万字的论文。简单地说，我的方法是多读经典，我相信小说的技艺只能通过阅读好的小说、不断写作获得。我不是那么追求新技法的人，况且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创新也并不怎么新，是用西方现代文学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用过的写法来写中国故事。我记得博尔赫斯在一篇序言里表达过这个意思（原话我不记得了）：通过阅读往昔的灿烂诗篇，去找回文学曾有过的但现已失去的荣光。我想我喜欢的方向就是回头去寻找我们遗失的、忽略的那些过去的好东西。我在写作时很少去想这篇小说是不是在形式上有创新，我考虑的问题首先是它够不够好。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日出每次总能唤醒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它不需要过多的花样翻新。此外，我觉得重要的还有态度。小说家要尽可能认真对待自己的每篇作品，把它看作一个“文本”而非一个急于表述的故事，必须时时控制自己的表达欲、吸引关注的欲望。这样的话，你会更专注于“风格”这件事，更耐心地打磨每个词、每个句式。
◎记者：如您所说，身居海外而以母语写作，这本身是一份寂寞的事业，通常既无法为作者带来在当地的声誉，也很难成为一份职业而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那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坚持创作？
●张惠雯：很简单，喜欢写。在写作过程中，既会经历折磨，也会有非同寻常的快乐。慢慢地，它会成为一个顽固的嗜好。当你找到一个准确的词、写出一个美妙的句子、解开一个情节上的死结，直至完成一篇自己还看得上的小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值得所有的折磨、寂寞。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犒赏。对我来说，母语永远是最贴近心灵、使用起来最自然真诚的写作语言。母语就是我随身携带的故乡，只要我仍然在用中文写作，我就没有远离我的童年和故乡。而能够掌握、使用中文这种古老、美丽、深邃的语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幸运。
入围作家谈感想
●一夜乡心五处同范迁（美国）
也许，文学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乡心，李白杜甫一生流离，他们的诗歌中处处显露出对故土的眷恋。虽说世界大同，不管你走得多远，家乡和故土永远是你的心灵彼岸，而文学，就是一座连接两端的独木桥。
所有的文字都包涵着某种追溯和怀念，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早年际遇对他的人格形成起着重大作用。我们从孩童到青年，再到成人，无论是经历跌宕，也无妨身隔重洋，故土的风物人情，一饮一食，喜怒哀乐，都沉淀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蛰伏着，潜藏着，永不磨损。而回忆一旦被文学所召唤，在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比真实的更为真实，比想象的更为鲜活。故土，永远是作家的记忆大本营、灵感滋生地，就如唐人刘眘虚所咏——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我常坐在大洋彼岸的书桌旁，遥望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人生。感叹时代如走马转篷，世情一日千里，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姿态呈现。上一代人也曾经风华正茂，却转瞬落花飘零。而我们的人生经过“文革”、考研、出国，挣扎在生存和融合的边缘，至今还未完全安定下来，一抬头，天际已经是余辉眏照了。下一代的新人类，已经占据了世界的舞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玩着我们搞不懂的游戏，并有着与我们南辕北辙的价值观。
人生易逝，时光速朽。
唯有文学，可以把我们在人生中的昂扬和失落记录下来，我们的情绪、感受、欢欣和迷惑，都在书写中一点点渲染开来。是回溯，是慰藉，也是最终的觉悟。
写作真是件很寂寞的事情，小说完成后，神经一旦松弛下来，直感到浑身乏力。一回头，却见到有人支撑着你，鼓励着你，温暖着你。这是对写作者最大的抚慰，也是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黑暗里的光李凤群（美国）
我生在一个鸭蛋大的小岛上，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我们都得先坐船。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坐在门槛上洗衣服。但是，生在江边的我的家族里没人会游泳。事实上，我们不允许游泳。谁敢违反，棍棒伺候。
有一次，我终究那样干了，我也真的溺水了，我被拖上来的时候尚有意识。我的父亲奔跑过来。他看到我活着，站起身来开始在河岸上奔跑，不是呼救，他知道我没有死。他在喊：“快来看哪，快看哪。”他让我待在侥幸生还的现场，让邻居小孩子来参观，杀鸡儆猴一样。需要许多年后，我才听懂他声音里隐含的劫后余生的狂喜，他的叫喊——想轰走所有的后怕和余忧。
我十三岁初中毕业，到十八岁，一直在做农民。种玉米，割麦子，施肥，我都会。
二十八岁到三十七岁，我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有一种病让人浑身疼痛，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这九年，我真正的癖好，就是买被子，各种漂亮的花色。只要天气变坏，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换洗被子。我母亲总是会纠正我。
她说自古以来都是天晴时换洗被子。
她从来不明白新被子于我就是新鲜的世界。
我的生命充斥着这些普通的事情，也充斥着各种无能为力。可是那些从来平凡的、未曾被听见的、永远不会被注视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就真的没有意义，不值得挽留了吗？契诃夫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我想我就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并且我认识许多在黑暗里的人，然而就算是黑暗里长出来的生命他也是生命，而不是黑暗。我觉得文学，可以把黑暗带到光里来，也可将亮带进黑暗里去。
事实上，无论是我对水的恐惧、做过农民、卧床九年的痛苦，其实都给过我补偿。生于水边，让我写成了《大江边》；疾病和疼痛，让我完成了《良霞》。病好后我去了美国，离乡背井之下，我完成了《大风》，我在美国七年，那里的东北地区有长达半年的冬天。气候、文化、语言等等因素，像绳索一样颤动，像蛇一样捆绑。对平庸生活的无力反抗，使我完成了《大野》。
●人生有局限，但文学离我们很近黑孩（日本）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得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这令我想起2016年，在日的两位作家陈永和与李长声，同时获得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那是我第一次得知，原来有一个唯一面对华侨华人的文学奖项。
不知道是否受陈永和与李长声获奖影响？同一个时期，日华文学创作非常热闹。日华文学做为概念被提及大约就在这个繁盛时期。有人对这个时期的日华文学做过归纳：一是小说写作。如陈永和、哈南、亦夫、张石、华纯、林惠子（现已定居上海）等；二是知日写作。如李长声、姜建强、唐辛子、房雪霏、杨文凯、杜海玲、赵晴、万景路等；三是纪实小说。如孟庆华、李小蝉等。四是诗歌创作。如田原、弥生、季风等；当然也不能忘了新人，如春马的小说诗歌和王海蓝的随笔评论等。
2019年我开始写作《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它可以拿到这个奖。但我的确是感觉到一种遥远的憧憬，感觉到内心对写作的冲动在不断增加。我憧憬的不仅仅是获奖本身，还有日华文学可以逐渐得到海内外的关注。
我们置身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日本前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不一样了，文化不同了，有的知识用不上了。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的新生活。但有一样不变的就是语言，永远会驻留在我们的身体里。人生有局限性，但我们喜欢的文学离我们很近。
就说陈永和吧，她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文学爱好家。她把文字当做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树。《一九七九年纪事》的原始种子是她小时候记忆中，从她老家的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
再说李长声，他是一个读书爱好者，涉猎广泛，笔耕不辍。有人说他5卷本《长声闲话》像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这个作品系列也获得了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陈永和与李长声同时获奖，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也让日华文学的创作者备受鼓舞。
我的作品能够入围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也是件很幸运的事。该奖项使我们的目标更加远大。
●桑梓之梦，中山为铭西贝 （澳大利亚）
随着东方的崛起，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艺术，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作为中国唯一的面向海外华语作家所设立的文学奖项，对于在全球辽阔疆土上传承、开拓和扩展中华文化，意义深远。我的诗集《静守百年》能入围此文学奖是我一生中极大的荣幸，感谢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给海外华语作家心中带来故土家国的那份独有的亲切、温暖和激励。
中山市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有近百万华侨，当年很多中山人下南洋，赴澳洲艰辛创业，悉尼是海外中山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早年的中山华侨陈沛德(Stanley Hunt)先生的英文著作《From Shekki to Sydney (从石岐到悉尼)》在澳洲出版后，把华侨移民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澳洲的英语世界中，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从中真切地感受到海外中山人祖祖辈辈传承的华夏传统文化，和炎黄子孙的坚韧奋斗精神，以及在异国他乡时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暖。有很多中山华侨在各行各业成就斐然，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令全世界都在仰视和钦佩中华民族的精神。
近20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和世界人口的流动性，使移民文学变得越发丰富繁盛、异彩纷呈。移民文学首先源于作者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写作方式除了取决于移民作者的身世，更具有标志性的特征是文化的多视角性。关于原乡与异乡、个体与群体、民族性与世界性，身份的双重性及边缘化等等，移民作家皆以代表自己的故土家国为荣，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具有着当代艺术的国际化特征。世界各地的文艺界对创新的追求及异国情调的吸引，使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在全球日益增进，当代文学在每个大陆都在被重新塑造。特别是在由移民组成的澳洲大陆，移民文学在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更是在跨越国界的视野中被重新审视，针对华人移民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桑梓之梦，中山为铭！希望在中山文学奖的促进下，全世界的华语作家能和国内的作家一起写出更多的源自真诚灵魂的优秀作品，真切和生动地弘扬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让信心和希望之光随着东方旭日的升起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山，等我啊！周洁茹（中国香港）
我入围本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的书叫做《在香港》，是一本散文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7月出版。在这里，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多多和婷婷，参奖的所有工作都是由编辑和出版社帮我完成的。我很幸运，永远都能遇到最好的编辑，最好的出版社。也遇到了最好的评委和最好的中山，给了我这个奖。
收到获奖消息的电子邮件后，我马上问了一个住在中山的朋友，中山有什么好吃的？他发来一条资料，第一句就是“"吃在中山"是珠三角市民、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石岐乳鸽、中山脆肉鲩、小榄炸鱼球、三乡濑粉、黄圃腊味、小榄菊花肉、粉果金吒、沙溪扣肉和神湾菠萝，还有咀香园杏仁饼。我来回看了三遍，除了水果和点心，没有一道是我能吃的（我吃素）。咀香园杏仁饼是中山的特产，我确实是第一次了解，之前一直以为是澳门的，但仔细看了配方，“绿豆与杏仁磨成粉，在饼中夹肉精制而成”。这一道，我又不能吃了。所以中山的“十大名吃”，我只可以吃神湾菠萝。但我对去中山还是很向往。
《在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的其中一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丛书的总策划蒋述卓老师，也感谢为这本书作评序的龙扬志老师和陈培浩老师。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内部的各个城市又各具特色。我曾经在一个访问《到大湾区》里说过，大湾区各个城市，好比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项链，每一颗都闪耀夺目，每一颗又各具特色。如果要一个作家来写一个大湾区城市，那得在那个城市生活好几年，才能品尝到那个城市真实的味道。
中山是著名侨乡，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更是我心心念念想去看看的地方。我好想去那里买一个大房子。一定会有机会的。中山，等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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