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失才子，我失好兄弟
□ 黄绮仙
5月6日下午，惊悉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李炜教授去世的消息，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一经证实，凄然泪下，心痛不已。这么一个才华横溢、满怀理想、正值壮年的人，我的好兄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认识李炜教授，是家里兄弟姊妹中最迟的一个。由于我1968年下乡，1970年初又回到阳江农村结婚，对兰州家中的事知之甚少。自1958年春父亲黄伯荣先生支援西北建设，从北京大学调往兰州大学后，父母少有回到家乡，仅靠书信联系。1990年后，父母每年都会回家乡过春节，在我家住，言谈中才得知，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位父亲的得意门生，叫李炜，是兰州出生的山东人，能说会道，非常活跃，不但在学术领域出类拔萃，与国内文化艺术界也有广泛交流，且有诸多建树。他在父亲门生中是很独特的一个，是学术界少见的人才。父亲说，当年李炜考他的研究生时，他原计划招两名学生，但李炜的成绩太突出了，比第二名竟高出五六十分，最后我父亲就只收了李炜，想把心血都倾注在其一人身上。之后几年，父亲经常利用假期在全国各地举办汉语讲习班和现代汉语研讨会，每次都会带着李炜同行，在旅途中也坚持给他上课。
我还得知，我唯一的弟弟波先于1986年不幸因病去世，李炜第一时间赶到父亲身边，安慰自己的导师，说他就是导师的儿子，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自己一定尽力做好。在他看来，师恩犹如父母养育之恩。事实证明，李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01年，青岛大学举办“黄伯荣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及80诞辰庆典”，我陪伴父母前往青岛出席会议。初次见到李炜，李炜就对我说：“到黄先生90诞辰时，我要亲自在中大为先生举办庆典。”李炜说到做到，2011年8月，中山大学中文系如期举办了“黄伯荣九十诞辰暨现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活动非常成功。
200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聘请我父亲为终身教授，李炜和中文系党委书记丘国新一行来到阳江，手捧鲜花为我父亲颁发证书；2009年，李炜又邀请我父亲领军编写中大版的《现代汉语》，我给父亲当助手，与李炜的交往便频繁起来。一直以来，李炜给我的印象是睿智、豁达、幽默、能干，热情洋溢，有时还会讲讲笑话说说段子。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李炜对导师的尊重与感恩之情。
李炜每次来阳江，都会带上两三个学生，他在学生面前从来不摆架子，常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学生讲他与导师之间的小故事：比如导师出差开会，带着他，让他破格坐软卧，他窃喜，但清晨6点就被导师叫起来上课；比如导师带他去拜见师祖王力先生，王力先生让座，他一屁股就坐下来了，待回头才发现自己的导师还在毕恭毕敬地站着……
李炜对导师的尊师细节，一举一动，他都观察入微并以之为范，身体力行。他多次抽空来到阳江探望我父母亲，请我们一起去吃饭时，总会记得点上父亲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盘龙鳝”。他对我母亲也十分尊敬、体贴，总是“黄妈妈”不离口。有一次母亲向他告状，说我父亲写教材太拼命，他还特意赶来阳江当面劝说我父亲，安抚我母亲。得知我父亲患病，他马上赶来阳江看望，并设法叫人买来特效药。在我父亲患病到去世这半年中，他多次往返阳江，还找来有关的人来帮忙。我父亲的后事也由他亲自操办，方方面面都为我考虑到。事隔半个月，他又拨冗来阳江参加我们家族祭奠逝者的活动。我常在心里暗暗说，有李炜在，我的担子就轻得多了，就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父亲走了以后，李炜惦记着师母，时常来看望我母亲。那次，我搬出父亲的一箱手稿给他看，他说，这可是珍品，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见我对着手稿黯然落泪无助的样子，他又安慰我，说会想办法组织人力来整理。在第二届阳江书香节前夕，我萌发了办个学术展览纪念先父的念头，在许广攀和刘峻铄的协助下，提前做好了PPT。我将此事告诉了李炜，他非常赞同我的做法，并决定来阳江看一看我的PPT。那是2013年8月13号，气象台预报台风“尤特”即将在阳江登陆，各地都在进行着紧张的防风工作，大家都尽量不出门。我担心李炜会在路上受阻，就叫他别来了，我发个邮件过去让他提提意见就行了。没想到，当晚7点多，李炜和丘国新书记一行，竟然顶着大风大雨，来到了阳江！看了学术展览的PPT之后，李炜非常高兴，说比他想象中的要好。我们三人进行了交流，他们也提了一些好的建议。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冒着风雨返回广州开会。2014年1月，我父亲的学术展览馆在海陵岛那洋村建成了，李炜知道消息后，又带着十几个学生来拜谒导师的纪念馆。
李炜对我父亲的事情特别上心。他说，三姐（我在家中排行第三）的要求我一定照做。得知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容慧华在帮忙做我父亲的遗稿录入工作，他藉着开语言学术会时机，当面对容慧华老师表示感谢。得知阳江日报社组织了5人小组协助我整理父亲的遗著，并申请专项经费助力《广东阳江方言研究》一书的出版发行时，他开心地连说了几句“太好了！太好了！”随后，他不但在《广东阳江方言研究》的“序”中专门对阳江日报社表示感谢，还在参加该书的首发式时，当面与黄仁兴社长握手表达谢意。
在整理父亲这本方言遗著的过程中，我一遇到不懂的问题，马上想到的就是问李炜，而他不管事有多忙，每一次都会马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并在文字表达准确度方面为我把关。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我写该书的出版前言时，从其他资料找到了一句话：“国家教育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王铁琨先生曾称赞说‘黄伯荣先生是新中国发表方言语法研究论文最早的人……’”李炜认为此句表达不准确，他专门找了王铁琨先生核实，才知是刊登有误，便叫我在“新中国”后面加上“成立后”三个字，还要在“副司长”的前面加个“原”字。他继承了导师治学缜密严谨的风格，这里可见一斑。在《广东阳江方言研究》的序里，李炜很谦虚地说：“这部遗著的整理编写工作，我没有出多少力，为此而深感内疚。”而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他的正确指导与解惑，这本遗作才得以原汁原味、保质保量地顺利完成。
我心中对李炜和帮助过我的人始终抱着感恩之心。令我深感遗憾的是，在李炜患重病期间，我要去探望，他执意不允，我只有期待着他康复出院。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写到此处，我泪眼已模糊，不得不戛然止笔。天妒英才啊，我又失去了一个好兄弟，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很无奈。李炜贤弟，您好好休息吧，您未竟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传承！天堂没有痛苦，您一路走好！
图：李炜生前出席导师黄伯荣教授遗作《广东阳江方言研究》首发式。梁文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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