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2291块玉片历时3年修复拼接完成两千片玉拼图 两千年玉谜题
1984年春，一个巨大的箱子被送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它自2000多公里外的广州象岗山而来，里面装着散乱的2291块玉片。
1988年，在“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当时馆名）正式开馆那天，人们看到一件被红色丝线连缀得整整齐齐、置于硕大玻璃柜中的夺目展品，那就是历经数载远行而重归岭南的中国第一件、也是迄今唯一一件丝缕玉衣——南越王赵眜玉衣。在文物专家精巧的手中，2291块玉片一点点复原成它们深藏地下之初的旧貌，也隐约勾勒出一个远去王国的剪影。
与架空小说中的“寻宝”不同，“考古”是一门讲究整体观和系统性的艺术。一件件零散的“珍宝”总有缺憾。只有把发掘现场所见的一切，包括遗物、遗迹乃至环境等放到一个大筐子中研究，才能逼近“真相”。丝缕玉衣与每一件今天我们在南越王博物馆中看到的文物一道，各安其位，组合一体，无声讲述着传统与传承、中原与边疆、汉风与越韵、礼法与生活的种种故事。
文物档案
文物：南越王赵眜丝缕玉衣
年代：西汉
数据：1983年于广州象岗山发现，全衣共2291块玉片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墓主人、第二代南越国国王赵眜下葬的年代比大名鼎鼎的中山靖王刘胜还早15年左右；这件玉衣出土在汉帝国最为边远的岭南地区……这一切，都让它熠熠生辉。
发现
一个惊天发现一地散乱玉片
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收获之一，1983年赵眜墓的发现纯属偶然。30年来，那个星斗垂空的晴朗夜晚、那个溜竿而下的精瘦青年、那些尘封千年的旷世珍宝……愈传愈玄。
这件玉衣发现于赵眜墓主室棺内，套在墓主尸骨上。《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中写道：“玉衣系丝缕编缀和粘贴组合而成。头部、手部、足部用丝缕编缀，玉片四角穿孔，琢磨光洁。其他部位系粘贴玉片于麻布片上，再以素绢覆盖，玉片磨制稍差，穿孔。黏合剂呈朱红色……玉衣面罩上有金箔片八枚,似缀于绢帛上，用以覆面。”除玉衣外，头罩上方依次平放金钩玉饰、兽首衔璧玉饰和透雕玉饰；玉衣两侧放置圆形透雕玉饰、玉璜和双环形玉饰多种，从肩头到足端,大体上作等距离陈放；腰间两侧佩带十把铁剑；胸前戴玉佩饰品和金、银、玉、铜、玻璃等质料制作的珠串；玉衣上下铺盖十余件大玉璧。
以往发现的玉衣，均为“金缕”“银缕”或“铜缕”，“丝缕”是个全新品种。可是它被发现时已被墓顶塌坠的石块压扁，加之丝线易朽，众多散乱的玉片、玉器互相叠压，稍动一片，就会搞乱整套玉衣，影响复原。一众年轻考古队员见此情形，高兴之余却又束手无策。
著名考古学者夏鼐先生等亲赴工地，制定了完整取回、室内清理的工作方案，商定将玉衣、铠甲等运至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清理、修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白荣金先生是一位能工巧匠，参加了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还亲自参与了遐迩闻名的满城金镂玉衣的修复。这次他又要大显身手了。
由于墓室地面为凹凸不平的岩基,贴近地面的木板和棺底又已腐朽，要保持原状将玉衣完整取出相当困难，在满城汉墓揭取金缕玉衣的办法在这里用不上。于是考古工作者们采取了用竹签插取套装的方法：先将玉衣周围清理干净，用纸衬垫，在玉衣上分段打一层薄石膏加以固定；接下来用长竹签密排插入玉衣，竹签下用薄木板及铝合金板承托。用木框套住玉衣，框内用锯末填实，钉上盖板：再用木板条抄底间隔插入，并与顶盖固定，形成框箱；将箱翻转，整理背面，垫平钉底；最后将箱体翻正,使玉衣正面向上，然后起运。
玉衣等运到北京后，仅前期的清理，就花了半年时间。京穗两地的冼锦祥、李卫华、白荣金、王影伊四位专家对之进行了仔细修复。几位专家事后回忆，工作难点在于玉衣片相互之间具体位置的确定。玉衣片严重散乱，当初设计制作时又不够规范，有些似乎是随手拼凑上去的。比如头套、左右手套和两鞋之上的玉衣片，并不是完全按左右两边对称加工而成。因而在复原过程中，就不能简单地依玉衣片的对应关系去复原。有些局部结构复杂，出土时玉衣片重叠交错，原来的外观轮廓已难以辨认。属于头、手、脚三个部位的玉衣片，当初是依所在部位的形态需要裁制而成，片形变化多，相似相近者也不少，但其特定的位置并不能互相替换。专家们先用纸板制作的玉衣片模拟复原。经过反复修改，频繁调整，才最后确立复原方案。
谜团
一件传世至宝一串难解之谜
伴随玉衣的发现，人们开始思考。
首先，它用的是什么玉料？
南越王玉衣质料普通，玉片颜色较杂，有些为略透明的青绿色，多数玉片不透明，以黄褐、黄白色为主调，间有青色斑块；个别玉衣片呈灰黄或红褐色，质地柔软，已经分解成为碎块或剥蚀为粉末状，说明属于一般石料。初步发现部分玉可能是韶关曲江玉，部分是中原的玉。
第二，它的制作与加工情况如何？
这套玉衣头、手、脚三部分与躯干部分玉片之间的加工及组合方式有明显差别：前者玉片厚薄较均匀，加工细致，周边大多抹棱，表面抛光，边角上钻孔，通过这些孔眼用丝线连缀，背后以丝绢贴衬；后者玉片用了不少残饰件、下脚料，厚薄不均，多数是大小不一的矩形，周边也不整齐，片上无孔，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地粘联，背后用麻布贴衬，给人“东拼西凑”的感觉。
吴凌云说，赵眜去世时大约43岁，可能身后事还没准备充分，玉衣因而仓促完成的。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南越国的玉料储备并不充足。此外，从礼制上讲，玉衣与玉璧、玉璜等礼器的地位还是不能等同的。
白荣金等专家指出，玉片钻孔剖面呈圆锥形，应当是用杆钻加工而成。从一些未钻透的废孔及一般钻孔上的现象分析,钻孔都是从背面开始,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将正面孔上的锐棱磨掉。可以减少联缀丝的磨损。
第三，它是在哪里做的？
三种可能。一、全部在西汉都城长安制作,赐南越王作殓服；二、分别在长安和番禺制作，在番禺组装完成；三、全部在南越国都城番禺加工制作。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第四，墓主人的身形如何？
从玉衣的整体尺寸并结合人骨痕迹来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右。从两袖下口尺寸分析,墓主人体型较瘦。上衣衣身宽大,或与玉衣内人体上需要放置较多的玉璧有关。
一项复杂制度一位独特成员
吴凌云说，衣服和礼制、礼仪密切相关。目前全国发现的玉衣有十几件，赵眜玉衣是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玉衣，反映了当时中央礼制已经完完整整传到岭南地区，说明汉帝国在思想、政治、军事等诸方面，实现了对南疆的有效控制。通过玉衣，可以说本地区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礼制文化的观念和基本规则。它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唯一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为玉衣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意义非常大。至于具体的丝线品种，由于已经全部碳化，只留痕迹，无法识别。
吴凌云说，云南的滇王墓里出土了玉衣片，可惜滇王墓被盗，根据遗迹推测，也是丝缕玉衣。这是否说明汉代玉衣在一般认为的“金缕”“银缕”“铜缕”之下，还有一个“丝缕”等级？“金缕”“银缕”“铜缕”都是汉同姓诸侯王墓中出土，那“丝缕”会不会是异姓诸侯王的一种配置？过去都认为玉衣是本地制造的，但也可能是中央赐给诸侯王作殓服的。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就被赋予了礼制方面的属性。吴凌云说，玉衣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有玉覆面，还将玉器缝缀于衣服上，可视作玉衣的早期形制。晋侯墓地、虢国墓地都有相关发现。但是将遗体整个包裹起来的玉衣汉代才出现。汉末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旨废掉了玉衣葬制，自此，玉衣的陪葬形式在制度的层面上终结。
汉代对玉衣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海昏侯刘贺曾是诸侯王，之后称帝，当了28天皇帝，再后来被贬为侯。但他的墓中没有出玉衣，只是在身下垫个玻璃的席子。玻璃属于假玉，比真玉低一等。这当中很可能就有制度的因素，当然也可能有政治的影响。
另一方面，汉代玉衣使用很多时候又显得没那么严格，如考古发现不少诸侯王玉衣用黄金作编缀物。这或许说明，玉衣的制度层面和使用层面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弹性。
历经三年修复丝缕玉衣
头套：总体如头形，有鼻无耳。宽21厘米、通长33厘米。由头罩、面罩两部分扣合在一起，合计用玉石265片。除头罩顶心为一璧形圆件外，其余部位由梯形、三角形、近方形、长方形和五边形等玉石片组成。组合方法是通过片上孔眼，以丝线缀联，再在背面用丝绢贴衬加固。面罩鼻部隆起较为写实，但无鼻孔。眉眼处无明显象征。口部玉片在口唇合缝处册成残边，以示透气。
上衣：衣身形如对襟式坎肩。身长72厘米、胸围120厘米。玉片合计537片。下段两侧留有开口,如衣服下摆的“开气”。
袖套：通长70厘米，左袖用玉石215片，右袖209片。
裤筒：左右两个互不相连，通长61厘米。玉石片以长方形为主,间杂以近方、圆和不规则形，排列不很整齐。左裤筒用玉石226片，右裤筒用玉石388片。
鞋：与足形状相近,其结构分为底板、前端面、左右鞋帮和后跟,鞋口前高后低,便于穿入。长29.5厘米、宽10.5厘米、高12厘米。左鞋108片,右鞋109片。上面均穿孔，以丝线连缀,内面衬贴丝绢加固。
红线：在碎片中发现玉衣原先是使用红色的丝织物进行连接，因此复原也使用红色丝线。
手套：结构如手形,由手背、掌心及五指组成，拇指直伸，其余四指弯曲作握拳状，总宽14厘米、长16厘米、厚9厘米。左手用玉石113片,右手用玉石121片。玉石片之间通过边角上的孔眼以联线连缀,内面以丝绢贴衬加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图/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提供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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