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蔡鸿生：缘海事而证史 叩寂寞以求音
秦颖 摄
羊城晚报记者朱绍杰
2021年2月15日，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仙逝，享年89岁。
蔡鸿生先生，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
他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为广东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1986年当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宗教文化、岭南佛教史、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
受教于陈寅恪“寓论于史”，
经岑仲勉点醒“理多于证”
蔡鸿生先生为人谦和低调。他曾在自述文章中提到：
我是岭南土著，原籍澄海，1933年生于汕头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1953年考上中山大学，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读书、教书，也写书，书生气倒沾了一些，专家型则尚未成型，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人而已。
他还特别提到，希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
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
在2020年《中山大学学报》刊载的《脱俗求真，继往开来——蔡鸿生教授学术访谈》中，他曾回忆：陈寅恪先生的课堂“寓论于史”，其历史思维兼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点，既诗化又哲理化。从陈先生那里，蔡鸿生领悟到“在史中求史识”，犹如“在水中学游泳”一样。
他又忆起岑仲勉先生讲“隋唐史”课程：“乡音甚重，用粤语拼读‘突厥’古名，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当时，蔡鸿生写了几千字的短文，送请仲勉先生审阅。仲勉先生循循善诱，用毛笔批了两三百字，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蔡先生回忆：“只记得其中有‘理多于证’的评语，真是大发愚蒙，击中架空立说的要害。经过这番温和的‘棒喝’，我似乎从此就较少异想天开了。”
海事史的“人事本质”：
最后一本论著曾接受羊晚专访
1957年留校任教后，蔡鸿生把自己的学术“自留地”定在“中外关系史”。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里，他著述甚丰，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
他出版的学术代表作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学境》《突厥法初探》《商队茶考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中外交流史事考述》《仰望陈寅恪》《读史求识录》《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等。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与蔡鸿生交谊甚笃，两人在数十年学路上彼此砥砺。黄先生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虽然他的书出版的并非很多，我认为好的学者出书不用很多，有一两本精品能留下来传世就足够了，老蔡就是这样的学者。”
蔡先生耄耋之年，仍读书撰文，身笔两健，为学界所推崇。2018年，八十高龄的蔡鸿生先生出版新著《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
这是蔡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既有时代背景的系统把握，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发前人未发之覆，显出了海事史的“人事本质”，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该著作出版后，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对于大众媒体的文化传播，蔡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
现在一些关于广州往事的流行说法，准确性有些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修正一些言过其实的观念。一般说起广州，就觉得在汉代就是个大都会、历两千年而不衰，事实上，广州在历史上是有起伏的，有上坡，也有下坡。比较明显的一次是，南宋以后的海外贸易泉州比广州突出，马可·波罗就讲了泉州怎么繁荣，但那时候没有人讲广州怎么繁华。
2019年，《羊城晚报》“羊城沧桑”版面先后刊发蔡先生的署名文章《海幢寺：清代广州的涉外寺院》《市舶宴：宋代广州为外商饯行的酒会》等。
洞见：案头书要多，心头书要少
“案头书要多，心头书要少。”作为历史学家，蔡鸿生先生生前在多个场合强调学人、学生要注重“专门史”与“通识”的关系，而他本人的视野绝不局限于专业领域。
中山大学教授章文钦在《从学士到博士——随蔡鸿生师问学记》中写道：向很多老师请教问题，一般只能在他有研究的领域获得教益；向蔡老师请教他研究领域以外的问题，却都能获得启迪和教益。
一位学人的书架，可以洞见其志趣与眼界。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湘在《康乐园内结书缘——从蔡老师的书房谈起》中记述了蔡鸿生先生的藏书、阅读与治学。她说，作为历史学家，蔡老师对晚近文学家的作品别有青睐。周湘写道，蔡老师颇欣赏知堂老人周作人的著作。“知堂老人的文笔清淡致远，蔡老师的文章读来也时时让我有余音绕梁之叹。他们二人虽身处于不同的时代，且专注于不同的学问，唯于下笔之推敲琢磨，颇有同工之妙，可见文字珠玑，心力所致。”
蔡先生精通俄语，对俄罗斯文学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言，看俄罗斯小说，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周湘解读，其中缘由或与蔡先生求学期间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蔡老师对清代设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史迹这一研究领域有关。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几近于观察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的状况，虽未必直接于俄罗斯馆之史迹考订有关，但有助于先生了解俄罗斯的民生与人心，确是无疑。
书店：他每天至少去一趟的地方
每天散步到学校附近的书店看书买书，是蔡先生日常生活的固定节目，以至于中大师生中流行一句话：“蔡老师不是在学而优书店，就是在去学而优书店的路上。”蔡先生离世当天，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在朋友圈发文哀悼：“蔡先生把学而优书店当作自家书房，每天至少一趟。哲人其逝，唯留背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据学而优书店员工回忆，蔡老师不仅仅是对书、对阅读很入迷，他的温情也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每逢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他比较关心去书展看书、买书的人流如何，想借此了解市民的阅读情况。
蔡老师也建议店员们多看经典但冷门的书籍：“畅销书虽然一时看完开心，但类似于零食，营养成分却不多。”他还建议，学术书籍区的店员需要对这方面有一定了解，要试着读一读朱自清《经典常谈》、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补正》等。蔡老师经常跟书店的年轻人们说：“在每个行业都可以成为专家，书店也是。”
背影：有这样的先生才是理想大学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为蔡鸿生著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撰写的序言中说：“谈到蔡先生的为人，我觉得他诚悫、淳朴，不善言辞，从不夸夸其谈，自己虽然学富五车，却从无骄矜之气，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老实人，是一位内向型的人，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
蔡先生生前甚少谈及自己，多解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的学问人品，以表其志趣。2019年8月，蔡鸿生在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师》中写道：“和同时代人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但有很强的精神魅力。可以说，金明馆的产品，史有诗心（想象力），诗有史笔（判断力），耐人读，耐人想，耐人叩寂寞以求音。”
黄天骥认为，蔡鸿生的离开是我们国内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的治学接受了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统做法——把握准确的结论，不会乱说，有些问题写不下去的话，宁愿就不写了。但是他每做一个问题都是认真对待，书并不是很厚，但是所解决的问题非常重要。”
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坚于2006年入职中山大学历史系。他在大一本科生的课上，曾用一个情景描绘何为理想中的大学：“有一位银发长者背着手默默走在葱葱郁郁的校园里……”后来新生们才知道，这一形象的原型就是蔡先生。
蔡鸿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与菁菁校园须臾不离的银发长者，他受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大师生、历史学人的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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