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南委事件”
1939年，日军控制了广东中部和东西两翼之后，以扩占战略据点，打通交通线和夺取经济资源为目的，向全省各地发动了无数次军事进攻或扫荡。广东除兴梅几个县之外，大部分县市都被日军占领侵扰。日军占领广东后，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政策由对外转向对内，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国民党特务对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紧监视、跟踪。为使南方局领导机关一旦遭受破坏时，南方党的工作仍有领导带领，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西南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下属的两大派出机构，分别领导华南和西南各省党组织。
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代表南方局领导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琼崖特委、湘南特委、潮梅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广西工委、大埔县委和闽粤赣边委等。南委领导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郭潜、王涛等组成，南委机关设驻大埔。机关在大埔期间，先后辗转搬迁，从大埔西河迁往大麻，辗转高陂，然后至枫朗大埔角。南委在韶关设交通站，在福建平和县设电台。
南委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分裂，坚持团结、抗战的精神，联系广东实际，依靠人民群众，在各地开展回击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同时领导南方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领导南方各省的进步势力进行抗日救亡斗争；领导东江、琼崖等地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8月，周恩来致电南委书记方方，对党的秘密工作应如何免遭破坏提出意见，特别提醒张文彬应提高警惕，预防不测。10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等，指出南委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1年7月，南委派出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由于叛徒出卖，在吉安被秘密逮捕。随后，江西省委机关和电台工作人员被捕。至1942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由于特务控制了电台，对外严密封锁，南委在大半年时间内，对此毫不知情。
谢育才入狱后，发现特务利用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联系，意识到南委将受破坏。为争取出狱向南委报告，谢育才填写了“自首书”，特务将谢育才改为软禁。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不备，抛下未满周岁的孩子，越窗而跑。5月22日，他们历经苦难到达福建平和县的南委交通站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得悉后，立即电示准备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的郭潜紧急撤离，但郭潜未及时翻译电报，于26日在曲江被捕。郭潜被捕后叛变，并供出粤北省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等。6月初，国民党特务又在郭潜的引领下，专车奔赴大埔，破坏南委机关。
方方接到谢育才夫妇的警报后，当即决定，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的党员干部立即转移到百侯，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档案；加强电台武装保卫转移。当国民党特务包围南委机关时，主要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撤至预定地点。
“南委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断然决定，南委机关撤销，工作停止，南委电台停止使用，南委书记方方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方方结合实际做出部署，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要留下根子；二、撤退要有组织地进行；三、工作停止，组织分散，各级留联络员和观察员，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1943年春，方方离开大埔赴延安时，指定李碧山任南委联络员，负责与潮梅、闽西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络。
南委事件被捕人员中，除涂振农叛变投敌外，绝大多数坚持斗争，百折不挠。廖承志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张文彬、丘鸿耀、杨保生、蔡选英等坚持革命气节，受尽酷刑，英勇牺牲。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为人民所敬仰和怀念！
（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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