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解放”足 一把辛酸泪 也谈客家妇女的“天足”习俗
□张佑周
摘要：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西方人士以此认为客家妇女是汉族妇女中最先得到解放的妇女，“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国人也据此认为客家妇女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图解读客家妇女“向不缠足”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分析客家妇女所承受的苦痛与辛酸，说明“天足”习俗并非客家妇女解放的标志。
客家妇女的“天足”习俗是客家社会里引人注目令人惊叹的习俗。自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士进入客家地区惊奇地发现客家妇女不像大清国其他地区的汉族妇女那样缠足，也不像其他汉族妇女那样紧锁深闺从事家务和织工，却同男子一样上山下田、挑担赴墟，从而认定客家妇女是世界上最先得到解放的幸福的女性以来，客家妇女的天足宽胸颇受赞誉；客家妇女的勤劳能干，也颇受褒扬；客家妇女不缠足的原因，也引起不少争议，成为客家文化中一个突出的话题。
客家妇女天足宽胸
非因“山高皇帝远”礼教松弛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像一座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妇女身上。其中，汉族妇女的缠足陋习，就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手段之一，是对妇女身心健康极其残酷的摧残。汉族女孩10岁左右便要用长长的裹足布缠裹双脚，不让脚板增长，直到老死都保持三寸左右，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妇女缠足陋习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末五代始有缠足之风。据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有凌云之态。”也许是治国无方却玩乐有术的著名婉约派词人李后主李煜，在夜夜笙歌的寻欢作乐中看厌了隋唐以来以杨贵妃为标准的肥胖美女，有意用长长的白帛，将好端端的女子的一双脚裹成“三寸金莲”，穿上尖而小、翘而弓的“新月状”宫鞋，让其翩翩起舞，并以此为美。因此，宋代以来，妇女缠足之风已十分流行。连对下层人民疾苦颇有同情心的大文豪苏东坡竟然也有一首《菩萨蛮·咏足》词，以吟咏妇女之小脚：“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词中极状小脚之纤巧与秀美，可见当时缠足之风不仅大为盛行，而且为世人所欣赏。
此风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清初统治者虽有改革此弊之意，曾像强制蓄辫那样强行禁止缠足，但终因不敌千年陋习而作罢。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此风才基本废绝。然而，僻居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妇女却从不缠足，不束胸，也不事化妆，个个天足宽胸，体态健美，保持着天生自然的人的仪态。《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西方传教士曾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据说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不受缠足侵害的就是客家妇女。因此，罗香林先生曾经颇为自豪地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因而身心特别自由。
客家妇女不缠足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因为客家先民大批南迁始于两晋，至隋唐时已在闽粤赣边区形成了客家大本营，而汉族妇女缠足之风始于南唐，且客家地区“山高皇帝远”，礼教松弛，故缠足流风影响未及。这种解释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而且，即使这一立论成立，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比客家人更早南迁并定居于岭南的广府民系和几乎与客家人由同一线路南迁而定居于闽南、潮汕地区的福佬民系都有妇女缠足习俗。虽然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闽南、潮汕地区山不高，但离“皇帝”却更远。再者，同样在客家地区，满清政府推行的男人蓄辫子习俗却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太平军进入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号召人们剪掉辫子时，不愿剪掉辫子的客家人还是大有人在。甚至在民国初年仍有部分客家遗老对剪掉发辫感到若有所失。
可见，客家妇女不缠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流风流习的影响，而在于客家地区的生活环境及客家妇女的生存状况使然。
长期的重体力劳动
决定了客家妇女“向不缠足”
客家先民一路南迁，从先进发达、文明鼎盛、衣食丰饶的中原大地来到闽粤赣边区这片荒凉原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劳动条件无疑都与中原地区有天壤之别，仿佛到了彼岸世界。尽管客家先民迁入初期与当地土著也许有过一些摩擦或械斗，但在这里，毕竟看不到中原大地穷兵黩武、生灵涂炭、灾祸连绵的惨景。他们一旦在这片安宁平和的世外桃源安下心来，扎根创业，无异于鱼儿得水，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于是，适应并创造新的生存环境，利用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发展生产，争取温饱，成了初来乍到的客家先民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这“天无百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家亲”的地广人稀、“路隘、林深、苔滑”的地方开发垦殖，比起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来，无疑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而劳动工具简陋、耕作方式和耕作条件与北方迥异的客家先民所能充分利用的只有自身的辛勤和汗水。因此，他们在确定栖居地之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开山、垦荒、修渠、筑路、种地、盖房……其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因而，一个家庭的男女主人，作为主要劳动力都必须投身到开辟生存新天地的基本建设中去。有的家庭甚至连老人、孩子都动员起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于是，客家人无论男女，都在治山治水、兴建家园的斗争中炼就了钢筋铁骨，一改中原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明确分工的旧格局，形成男女同耕、分工不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唱妇随新格局。正如一首客家山歌所唱：“妹在山上割鲁箕，哥在山下铲草皮；鲁箕烧火草皮盖，生死共堆唔分离。”朴实无华的山歌，描绘出一幅客家男女同干一种农活，同尝劳动甘苦的美妙图画。
客家人在新居地艰苦创业，代代相传。长此以往，客家妇女个个都同男子汉一样，上山砍柴，下田耕作，挑担采石，摆渡撑船，理家理财，样样能干，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客家妇女的重体力劳动，也由起初的生存需要变为习惯，变为自觉，变为内行，再进而成了她们难以逃避的义务。因为到后来，尤其是近代，客家地区由于人口的剧增，资源的匮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难以为继，客家男子于是又像其先辈那样，迫不得已向外地乃至海外迁徙。他们大多往南洋等“番邦”或经商，或打工谋生，把妻儿老小留在老家，挣钱寄回家中。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凭着身强力壮出卖劳动力，或者凭着精明干练经商赚钱而时来运转，稍有积攒后便回家搬取家小，正式在谋生地定居。有的未婚闯洋者也在当地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然而，在短期内事业有成、荣归故里的“番客”毕竟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则漂泊天涯，苦苦挣扎，无钱无颜回乡见父老，家中的妻儿老小则遥望南天，思念不尽，长恨绵绵。此情此景，正如客家山歌所唱的那样：“人在番邦心在家，年少妻子一枝花；家中父母年纪老，手中无钱难转家。”丈夫在外对天长歌，妻子则在家中望洋兴叹：“郎在番邦妹在唐，两人共天各一方；妹在唐山无双对，郎在番邦打流浪。”盼郎不归，几十年如一日在家“守活寡”的妇女，在客家地区比比皆是。她们固守家园，含辛茹苦，侍奉公婆，养育子女，里里外外一把手，撑起了客家地区一片天。有的母亲把儿子拉扯成人，让他草草成婚之后，又满怀无望的希望，把他送往“番邦”，让儿媳妇重演自己“守活寡”的悲剧。
客家妇女的“天足”习俗，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一种“幸福”，“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然而，纵观千百年来客家妇女的辛酸和血泪，我们认为，客家妇女以“天足”换来“无役不从”，换来既主内也主外的当牛做马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得不偿失的非等价交换。这种解放，对于客家妇女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自由，一种幸福，倒不如说是一种痛苦，一种悲哀。
（作者系龙岩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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