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著作中梳理出惠盐“密码”古代惠州盐务集“千年盐场”“千年盐埠”“千年盐道”于一身

历史观的确立，需要在透切洞悉的基础上，掌握核心。我以为，惠盐，就是雄郡的底色，惠州府经济兴衰的核心。

从两部著作涉惠内容联系中，便可梳理出惠盐“密码”。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杂舟》曰，“广东黑楼船、盐船。北自南雄。南达会省。下此惠潮……黑楼船为富贵所乘。盐船以载货物。”此是惠州盐业盛况背景描写。毛泽东著《寻乌调查·寻乌的商业》云：“惠州来货，只有盐一门是大宗。”此是已知惠州盐路的最北端。

惠东沿海“舂碓石遗址”和“龙舟山遗址”，为新石器晚期生活遗存，于此可佐证古惠人最早与“盐”发生联系。博罗梅花墩窑遗址属百越时期，其出土各类型陶器残片标本中，某些较小器皿或被认为盛盐用罐。《越绝书·外传记》载：“朱全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

惠州文博专家钟雪平告知，东汉博罗岭嘴头遗址曾出土带有“盐（仓）官”戳记陶柄。它与《史记·货殖列传》中，“因盐成邑。因邑聚人气。”有着恰如其分的对应。《盐铁论》定盐“官营”“官买”，2000年来未有大的变迁。

《隋书·食货志》谓：“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唐代大历末年，盐利收入已居天下赋税之半。《岭表录异》“野盐”载：“广人煮海……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俯迎沧溟。去府最远。”此“石桥场”应指宋代惠州府陆丰石桥盐场。

《新唐书·黄巢传》云其家世：“世鬻盐。富于赀。”阮元等修紊《广东通史·前事略·唐》曰：“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朝廷称没有根据地的黄巢为“流寇”，亲率百万义军转战东南后驻扎古循，正值晒盐季节。盐粮为重要军需品，为防“断供”，需靠自我补给的黄巢义军，自家“屯田煮海”才算保险。

《中国货币史》将北宋初年币值称为“斗米斤盐”，可见当时尚欠发达。

《宋史·地理志·广南东路》“惠州下”之“归善”载：“中有阜民钱监。酉平、流坑二银场。永吉、信上、永安三锡场。三丰铁场。淡水盐场。”这一记载，表明惠州盐业被正式列入中国盐业史册之始。《宋史·食货志》“盐中”载：“嘉祐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所过州县收算。或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或谓第岁。”据称南宋王朝对盐税依赖占比达30%，此证惠盐宋代已销赣地。

清初二次“迁界令”，让“盐田俱滨界外”的盐业遭受重创，惠人多年“淡食”度岁。《平园杂著》云：“康熙元年。粤东禁海迁场。灶户失业。二年复迁。盐益衰。”《清实录·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三月条”：“惠州府有淡水等场。为盐斤出产之所。课饷之源。必须设立分司。催征巡缉。”又康熙四十八年（1709）《议事广东巡抚疏言调配盐引行销地方事》云：“信丰、龙南、定南三县原食潮盐。接壤惠州。距潮路远。转运维艰。应就近改食惠盐。”此为“惠盐”一词，首见于圣旨。可见朝廷对惠州盐政之重视。惠东巽寮清代刻石“日暖凤池”，或为时人对盐的隐喻。

清廷盐、漕、河三大政，惠州府占全；户部地丁、盐课、关税三大端，惠州府占尽。《粤大记·序》曰：“业非水利屯盐。无以尽地力。”盐为“天地自然之利。”惠郡靠海吃海，占尽地利。

百姓生计少不得“柴米油盐”，民间也将“糖甜盐咸”，视为太平日子，稔平半岛人家称家用为“盐头火水”。俗语又道：“猪肉无放盐，煲死都无甜”。即便邻近海边的山区客家人，历来也过得缺盐少咸。据说旧时参加亲族婚宴，回来被问不是肉多不多，而是味咸不咸。盐为百味之先，它不仅入菜，还可入药。用盐作“药”，医治某种病痛；或用盐当“钱”，支付佣工酬劳，曾经属于常见现象。

流行惠州各种方言中，“盐”和“银”皆为谐音，盐仓即“银仓”。明《岭南舆图·惠州府图说》曰：“领县八。仓八。巡司十七。河泊所三。水马驿十八。”幸运的是“千年惠盐”的“完整”体系，仍保留至今。从平海古淡水盐场，到平山墟老盐街，从西枝江盐路，到归善县盐仓街。惠州船家的“好水路”，即“上河源”“上老隆”。龙川素有“珠江东水之端”称谓，《雷乡野承·轶事》曰：“时东霸小市。街道有盐埠。惠州沽客。湾泊东河一带。至为殷阗。”老隆镇为“粤盐赣销，赣粮粤卖”及“古盐驿道”中转站，由此印证毛泽东“寻乌水……流入龙川，下惠州”及“盐分潮盐惠盐”的论述。

卢坤曾任惠潮嘉道及两广总督等职，其撰《两广盐法志》所载《广东商盐运道图》《粤盐行销他省图》，让“惠盐”行迹一目了然。

历史上，盐、米、糖为惠州“三白”，三白便是惠州府“银仓”。

惠州府就出产和上缴税赋计，惠盐贡献最大，知名度最高。

古代惠州盐务集“千年盐场”“千年盐埠”“千年盐道”于一身，让负山襟海的“雄郡”，成为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交融的受益者。(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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