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本”遇到“二本”

羊城晚报 2020-09-13 13:30

□黄灯

除了金钱，还有另一种精神诉求

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年前后，我感受到的差异是巨大的。

在我眼中，一个真实的孩子应该特点鲜明，他可能贪吃、调皮、贪玩，但同时应该热情，有好奇心。但从整体而言，我接触到的学生群体，缺点不明显，优点也不明显，他们大多情绪节制，安静持重，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

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晕，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看得见底的虎牌清凉油给我。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一个男生解释道：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它走过来的。

虽然广东F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但考进来的孩子们不管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城里出生的孩子在写给我的作文里说：“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地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痛。”

我以为，进入大学之后，孩子们至少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放松，但事实上，他们一进校门，另外一层枷锁就押上来了。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增设了很多工具性的课程。尽管我们学院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但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学生的知识面尽管会由此拓展，但学业压力确实增大很多，在我眼中，学生们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还有干不完的兼职，他们真的很忙。

我经常和孩子们说，上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可是这个模糊的目标看不见，四年后能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却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就业”两个字直接左右着学生们的精神状态。很早学校就设有职业规划课，这门课因为“有用”而广受欢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开设公共课“大学语文”，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尴尬，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学的专业都是讲怎么赚钱的，而人除了金钱、欲望，还有一种真实的精神诉求，‘大学语文’会让我们更直接感受到人的心灵需求。”

让“大学生”获得更多的精神荣耀

现在回忆起来，我大学时代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是因为当年的我足够闲散和放松。同样是“二本”学生，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当然，我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

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当时班上70%的同学来自农村，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还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在房价低廉时期购买了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而对坐在我台下的学生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以及高校并轨的落地，他们面临的真实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学生”这个称号，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精神荣耀，他们的前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获得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但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2006年，我当上了062111班的班主任。迎接新生时，我对几个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初步的印象。后来我惊讶地发现，我当时的感觉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一个惠州男孩，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一个孩子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完全凭个人之力找到了立足之地。

9年后，我接手1516045班，再一次当上班主任。相比062111班，我能感觉到这一批孩子多了一些不确定的困顿。062111班因为当时良好的就业形势，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读研，他们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如愿留在了广州、深圳。到1516045班，考研的学生明显增多，不少学生从大二就开始谋划，没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底气十足地觉得自己能留在广州。毕业季来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我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

让年轻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

除了贫困，缺爱也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常见现象。这种情况，主要来自留守儿童。对多子女家庭而言，比之贫穷，爱的匮乏，更让他们难以接受，这些隐匿的经验，是他们和我聊天、写作文常常涉及的话题。

如何才能让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我始终认为，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

我大学毕业后并不顺遂。1995年，我被分配至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先后从事过厂办秘书、会计、团委干事等工作，1997年，国家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我从机关下到车间，成为了一名拥有干部身份的挡车女工，多年的教育仿佛在23岁那年直接归零，事实上，这段生活给我后来的求学，积蓄了更多的力量。199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后到中山大学读博士。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发现，求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非常贫乏，所能想起的也无非是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反而是工厂的岁月对我产生了真正的锤炼，不但让我见识了更多的人情冷暖，也认识到了生活更为本质的一面，并由此奠定了我在创作中的底层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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