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指路明灯
文/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历史总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惠州清代的文化教育也不例外。
清代惠州文教的发展几经曲折。顺治至康熙年间，满清贵族以强悍凶残的军事手段夺取和巩固统治中国的权力，意识形态阵地来不及完全占领。特别是在平定较迟的岭南，影响士风的思想大体上还是前明余绪。因此，清初惠州文坛如日夕之云霞，依稀返照着晚明的亮色。
当然，这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该时期在惠州任职的官员们，骨子里还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脉，身处乱世仍不忘给文教事业以应有的扶持。
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钳制思想言论，对反清复明意识最为强烈和顽固的南方士子，不断加大整肃力度。产生于明代至清初的优秀文化成果被横扫，不少被后学者视为榜样的典型人物如杨起元、韩日缵、函可等被否定，他们的思想被严厉批判，著作被全面禁毁。文坛因之寂寥，人才从此凋零，惠州文教受到的深刻伤害，直至百年后的清末还没完全平复。历史告诉我们：清初文字狱是造成清代惠州文教发展迟滞的最大祸因。
晚清惠州文教的复振，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嘉道以降，文禁日渐宽弛，社会相对稳定，一批才华横溢的名士相继出任惠州行政首长或书院山长，有力推动了惠州文教的发展。尤其是继王煐之后的又一位“风流贤太守”伊秉绶，任惠州知府六年，复建书院，倡导风雅，弘扬学术，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使沉寂多年的惠州文教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惠州杰出的人才，大都出自丰湖书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岭南名儒梁鼎芬主讲丰湖书院，下车伊始即建祠祀奉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又创丰湖书藏，在鹅城开读书风气启导民智。他教出的“丰湖十子”有4位考中进士，其余都是举人或贡生，成为享誉岭南的杰出人才。没有优秀的教师就没有优秀的学生，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注重培养师资，这也是历史留下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人才是第一资源。从长远看，一个国家乃至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最终并不取决于它表面华丽的公共建设，也不取决于它一时的工贸繁荣和衣食丰足，而取决于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文明素养的高低。在民智开启之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自然水到渠成。
惠州要腾飞，要和谐持续地发展，要建成名副其实的文明城市，文教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特别需要回顾过往历史，了解自身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去梳理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之根、教育之源，对她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进行科学诠释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建设现代文明城市可以凭借的重要资源。惠州文化教育的未来，也必将受惠于这种传统精神的“现代转换”，而变得更有活力、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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