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明：1989年，“狮子开口”要了1000门程控电话
陈智明近照。晶报记者 罗俊杰/摄
1991年3月，著名民主人士、书法家赵朴初（左二）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与时任院长陈智明（右二）及医生、护士合影。
1991年7月，陈智明（右二）访问德国不莱梅港中心医院。
1990年5月4日，陈智明（前排左四）参加在“留医部”院内篮球场举行的职工篮球比赛。
1983年夏天，因为担心调入之后一家老小能否生存下去，利用“病假”偷偷从湖北武汉赶到深圳进行“秘密考察”的陈智明，做梦也不会想到，在短短的5年时间之后，自己会成为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留医部）的院长。
从他与“留医部”的故事可以看出，包容、开放和唯才是举的深圳经济特区，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
调入之前先到菜市场考察物价
“我来到深圳之后，还专门到东门菜市场转了一圈，去了解这里的物价，包括肉、菜、鱼等价格。调查之后，我发现跟武汉差不多，并不会特别贵，所以就放心了，觉得自己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1983年上半年，陈智明计划调入深圳经济特区工作，但是又不知道深圳的具体情况，心里不踏实，所以就于7月份前来“考察”了一次，那是他第一次来深圳。
陈智明告诉记者，他1937年出生在湖北武汉，1957年考上武汉医学院，196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工作，有着丰富的神经外科临床经验，在原单位乃至武汉医疗界小有名气。
他回忆说：“那时候，调往深圳工作"八字还没一撇"，便利用做智齿手术的20天病假时间来深圳"考察"。当时，除了我老婆之外，我谁都没说。”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正处于草创阶段，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令陈智明印象深刻。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调入深圳工作：“我最初的计划是自己先调过来，等站稳脚跟之后再想办法把老婆也调过来。”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去深圳市委组织部开调令时，当时的组织部领导见到他之后，还没等他开口就先询问他：“把夫人也一起调过来好不好？这样你才能安心工作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智明满是感慨地说：“我真是没想到会有这等好事！要知道，当时要调动一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时我立马就答应了，于是市委组织部领导当即就叫人事处的负责人给我和我夫人开了调令。”
没想到的是，当陈智明回到武汉时，所在单位却不想放走他这个技术精湛的人才。后来，连武汉市卫生局的领导都出面挽留他。可是，当时陈智明去意已决。几经周折之后，陈智明终于在1983年冬与夫人何继芳一起调入深圳市人民医院，一起成为特区医疗事业的“拓荒牛”。
何继芳原来也在武汉中心医院工作，担任护士长。她调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后，担任“留医部”五病区护士长，后来又调入深圳市卫生局工作。1985年上半年，因为工作出色，何继芳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护士。
“我们之所以想调入深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住房问题。在武汉时，分给我们的只是一套房子中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却要住下我妈妈、我们夫妇和两个小孩，共5口人，所以根本就住不下。”陈智明回忆说，他们调入深圳之后，时任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关富非常关心他们，立马给他们安排了一套70多平米的三房一厅，3个月后又换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四房一厅：“住房问题解决了，小孩转学问题医院也帮忙解决了，我们的心也就安定了。”他告诉记者，调入深圳之后，工资从原来的59元/月涨到311元/月，“原单位的科室主任才111元/月”。
直到1989年医院还只有一部手摇电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智明工作非常繁忙，白天工作，晚上也在工作，连过年都很少在家里吃饭：“除了本院的工作之外，当时特区外的宝安沙井、西乡、福永的镇人民医院，都叫我去会诊和做手术，连周边惠州、东莞凤岗的医院都叫我去会诊。”
1986年下半年，医院要提拔干部，要他写入党申请书，他却不敢写。“因为，我和我老婆家里的"出身成份"都不太好，此前一直受影响。因此，尽管我们业务能力、工作表现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写了也没什么希望。”后来，在医院领导的一再鼓励下，陈智明写了入党申请书。令他没想到的是，党组织很快就接纳了他，“通过这件事，也令我对特区有了更深的认识，觉得这里真的很开放、包容，唯才是举，是真正在做事业”。
1987年2月，陈智明被任命为深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1989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2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他告诉记者：“这种院长、书记"一肩挑"的情况，过去是没有的，在整个深圳市医疗系统是第一个。”
陈智明回忆说，直到1989年，深圳市人民医院还只有一部手摇电话，一辆由国产面包车改装的救护车，“电话老是打不通，救护车也很破旧，经常死火抛锚，很耽误事”。他还分享了一个由此被耽误的重要外事事件：1989年，英国下议院有个代表团，要从香港乘火车去北京访问。当他们路过深圳罗湖火车站时，有位代表团成员生了急病，急需治疗。他们打人民医院的急救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
“我获悉情况后，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结果，车子在半路抛锚了。等救护车修好去到罗湖火车站，发现英国人生气了，已经坐火车去了香港。”他回忆说，时任深圳市分管外事的副市长张鸿义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如实报告了相关情况，要求市里帮助医院解决电话和救护车问题，“我告诉他，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还会发生这种事”。张鸿义听完他的汇报之后告诉他：“可以啊！你们做个计划，由市里来解决。”
“既然有他这句话，我当然是"好风要使尽"。于是，我们赶紧做了一个计划，向市里要了1000门程控电话，以及买了一辆当时非常先进的奔驰牌进口救护车。在当时来说，安装电话要指标的，不是说装就能装，而且市面上安装电话的初装费也非常昂贵。市里一下子给了我们这么多指标，说明非常重视医疗机构。”陈智明介绍说，当时他要求医院必须给所有的博士医生家里都装上电话，“博士医生发现家里安装了电话，感到非常惊喜”。
而那辆救护车，后来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智明回忆说：“这辆救护车作为保健车，时刻跟着邓小平同志，停靠在离他1000米远的距离。”
上世纪80年代末与德国医院建立合作
“那时候，我认为深圳医务人员必须走出去！要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开开眼界，这样才不会固步自封。”陈智明表示，他一向主张医务人员有机会要出去学习交流，“对于医院的发展来说，也要加强对外交流，多学习别人的长处”。
正是在他担任院长期间，经深圳市外事办的牵线搭桥，深圳市人民医院与德国不莱梅港中心医院签约为友好姐妹医院，双方互派交换学者到对方医院学习交流，每批为期3个月。“我们是1989年开始联系并签约的。随后，我们派出时任心外科副主任王正博士过去。后来，包括潘凯等博士，以及一些护士都陆续派去那边学习交流。”陈智明认为，这些人学习回来之后，收获很大，给医院引进了许多新技术。
他告诉记者，当时这种互派交换学者的模式，成本费用也不高：“双方约定，本方派出的交换学者，由对方负责食宿，同时每个月给一些零花钱，其工资则由各自单位照常发放。德国学者来了之后，吃住在我们医院，那时候给对方的零花钱是每个月两三百元人民币，而我们派去的学者，对方给的是马克。”
“这种出国学习的机会，我们都是优先安排给一线的医护人员。我自己则直到1991年7月，才第一次去不莱梅港中心医院访问。我们全程受到了德国朋友的热情接待。”陈智明回忆说，当时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医院还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晶报记者 罗俊杰/文 受访者供图（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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