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东江日军在惠州投降如今受降遗址踪迹全无，专家呼吁建设标志性建筑
何志成带领记者来到当年受降地点
《粤华报》报道潮汕、惠阳日本海陆军接受投降的情形（翻拍）
统筹策划/陈骁鹏马勇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李海婵马勇
75年前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9月16日，东江日军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向中国军队投降。当日锣鼓声震全城，遍地炮仗纸，人们从街面行过，脚底下软绵绵的。这是惠州乃至东江人民扬眉吐气的重要历史时刻。
75年如白驹过隙。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作为惠州抗战史极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包公巷码头旧址周边几乎找不到受降的踪迹。当地居民少人知晓这段历史，仍在世的亲历者更是越来越少。对此，专家学者备感遗憾，呼吁在此地竖立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物，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
实地走访受降地包公巷码头如今毫无踪迹
夏日酷暑，黑云压城。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水东街的包公巷。这是水东东路与水东西路汇合的一条横街，包公巷码头曾紧靠东江边。如今，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崭新的骑楼。现场几乎找不到受降的踪迹，没有任何标示。不时有居民路过，当记者谈及当年日军曾在此地投降，他们都颇感惊讶，游客更不必说。
“当年就是在这里，郭永镳师长作为代表，接受了日军投降！”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指着水东街骑楼前的一块空地介绍，1945年9月16日，驻惠州的日军投降。当天下午3时，靠码头的街道左右两旁和商店楼边，夹道排列着持枪的中国军队士兵。在左列士兵的前面整齐地站立着三个日军将领。
随着几响长鸣的汽笛声，三艘从河源沿东江而下的火船至白鹤峰下，受降军队靠近包公巷码头，台阶上出现了五六个手持冲锋枪和驳壳枪的中国士兵，分列两旁警戒。
“立正！”中方受降代表、师长郭永镳一行从台阶走到街口时，立即传来一声口令，场面顿时紧张严肃起来。这时，三个日军将领摘下军帽，同时将佩带的指挥刀从腰间取下，双手横托着放在胸前，耷拉着头以示敬礼和迎接。一声号令下，日军军旗全部倒下，刀枪落地。
郭永镳师长在日军面前停了下来，略点点头，仪式很快结束了。中日双方代表各自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小车，向着东新桥方向驶去。最后，约有一营全副武装的中国官兵也陆续离船登上包公巷码头，过府城来到十字街口，迅速组成四人纵队，按照连、排、班的战斗序列，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城。
历史回忆锣鼓声震全城，人们声音都喊哑了
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惠州老百姓异常激动。何志成介绍，当天一早，全城传出持续不停的爆竹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不少街坊邻里自动地走街串巷奔走相告：“中国军队返城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一群群市民自发地涌往闹市中心中山东路，看到久违的中国军队又重新出现在十字街头。他们双手持枪，警惕地站立在街道两旁，维持治安，疏导人群。街上到处都是看热闹的市民，秩序良好。
在东新桥头和中山公园前，分别搭起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竹木结构的简易牌楼，牌楼两旁悬挂着吴仕端先生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劫后苍生，有新气象”，下联是“岭东雄郡，作受降城”，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青年少壮喜笑颜开，老年人则多痛哭失声。
当天中午，传来在包公巷码头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消息，许多市民前往包公巷码头，想亲眼看看日军投降的场面。包公巷码头总面积不足500平方米，附近三个街口及四周的骑楼下都挤满了市民。看到日军军旗倒下、刀枪落地，他们高呼“胜利”和“万岁”口号，几个绅士将毡帽扔到半空中。
举行受降仪式半个月后，惠州召开抗战胜利大会，随后进行了抗战胜利大游行。从下午6时，游行队伍在中山公园集中，接着从中山北、中山南路到榕树头过西支江浮桥，进入县城晒布场、咸鱼街，抵达水东街平一坊（今水东西）、平二坊（今水东东），再从西门口折回，经上塘街、下塘街后游行结束。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大放炮仗欢迎，其中水东街炮仗放得最多，街面堆积着厚厚的炮仗纸，人们从街面行过，如履厚棉。游行当晚，锣鼓声震全城，人们的声音喊哑了，全城的酒卖光了，炮仗也卖光了。
专家建议多处抗战旧址都应建设标志物
据上海《申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报道，惠州与广州、三水、海南岛同日接受日军投降。
为何惠州会被选作东江地区的受降地？何志成介绍，惠州一直都是东江流域乃至岭东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和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各类物资在惠州集结，然后通过东江输送到粤北和内地，惠州因此成为了中日双方在华南战场上的必争之地。他说：“惠州城前后四次沦陷，第四次沦陷时间更是长达9个月，日军重兵把守，驻扎了最多的兵力，在这里受降，能给日军带来较大的挫败感。”
水东街曾经是惠州商贸最繁盛的地方，也是沦陷后惠州的重灾区。抗战初期，日寇烧杀抢掠，市民死伤无计，一把火烧掉了大半条街及200余间骑楼店铺。1941年水东街又一次遭日军破坏。因此选择水东街包公巷码头作为接受日军投降之地，更有雪耻的意味。何志成说，郭永镳专门从河源乘轮船赴惠州，接受日军投降，对此次受降的重视可见一斑。
“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啊！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何志成遗憾地说，“人们走过这片土地，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这个历史事件呢？没有。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就会逐渐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十分可惜。”
不仅包公巷码头一地，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惠州留下了不少抗战旧址。中国军队在飞鹅岭多次阻击入侵惠州城的日本侵略军，不少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西枝江边的沙下（今下埔滨江公园）更是惠州历史上惨痛的一页，600多名无辜老百姓遭残忍屠杀，血水染红江水，惨案震惊南粤。但这些抗战旧址都缺乏相关标示，背后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不一定非要还原原貌，但应该要有所标记。”何志成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可在包公巷码头、飞鹅岭、“沙下惨案”原址建设纪念碑等重要标志性建筑，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好当地的革命故事，如此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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