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来,惠州制盐业产销两旺

特约撰稿/何志成

入宋后，随着全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秩序和农业逐渐恢复，户口和粮食产量增加，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惠州地处南海之滨，有漫长的海岸线，有丰富的渔盐业和海产品资源。北宋唐庚寓惠期间写下的诗句：“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生动地反映出入宋后，鱼、盐业已成为惠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早在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朝廷就在今宝安置“司盐都尉”，管理南海郡盐务，但那时惠州沿海是否有盐场，生产情况如何，均不可考。但入宋后的渔盐业，成为惠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却却是史实。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分别为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和石桥盐场，均属官府所有。又据《宋要会辑稿·食货》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南恩州（今恩平）2盐场年产食盐71万斤、课利3万多贯，而同期记载惠州3盐场则课利5万多贯。由此可推知，其年平海淡水盐场产量约为100万斤以上。

进入元朝，朝廷对盐业生产特别重视，专门设立“广东盐课提举司”管理盐务。据元代大德《南海志》记载：“本司各场周岁总办客旅盐八千九百引；散办盐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三引。官吏食盐、民食盐、灶户食盐。”尚有所谓“客旅盐”，即“行盐”之盐；“散办盐”，即“食盐”之盐。

广东元代有盐场十三个，其中惠东淡水场年产散办盐一千九百二引，按明代大引盐一引400斤计，年产食盐约76万斤，比南宋年产约100万斤减少24%。其减少原因，是否脱漏“客旅盐”部分，或是其他原因，均不可考。但从元大德六年（1302年）全省“通以三万引为额”（折合1200万斤）来看，元代盐业生产比宋代有很大进步。

入明后，广东的食盐生产在元代基础上，得到世一步发展。据《明史·食货志四》载，惠州原有平海淡水盐场外，增加了一个咸水盐场(在大洲附近）。洪武二年(1377年)广东有盐场十四个、岁产盐1785万斤、年均毎盐场年产127万斤计，其时惠东淡水、咸水两盐场可产盐250万斤左右，相当于宋代平海淡水场产量约100万斤的2.5倍。

明代广东生产的盐有生、熟之分。生盐成于日晒，亦称晒盐，熟盐经过煎煮，故称熟盐；生盐生产者称“盐户”，熟盐生产者称“灶户”，而惠州沿海主要生产生盐。清初屈大均曾曰：“生盐产淡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

入清后，清廷为了恢复明清鼎革时遭到破坏的盐业生产，减轻盐工负担，遂于顺治四年(1647年)下诏曰：“广东省盐课，照万历四十八年旧额、按引如数征解，其天启、崇祯年间加派，尽行蠲免。”接着又经历了“三藩之乱”和“迁海复界”后，广东盐业才得以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在此之前惠、潮沿海海禁和动乱，盐路阻塞，赣南人改食淮盐，打乱了原来食盐销售之制。

为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广东巡抚李士桢疏言：“粤东滨海小民，藉盐资生。从前江西南赣两府俱食粤盐，因康熙元年禁海以来，粤东路阻，改食淮盐。今粤省平定，请循旧例，令南赣两府仍食粤盐销引。”朝廷应如所请，从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谕：“两广盐政，向属抚臣兼理，其课饷引目向系驿盐道提举司经管。裁驿盐道提举司改设两广运盐使司…广州府有归德等场，惠州府有淡水等场，为课税之源，故设立广州、惠州分司，催征巡缉。”

此后，惠州盐场增加至八个。其中惠东三个：淡水场、碧甲栅、大洲场；海陆丰五个：瞰白、石桥、小靖场五厂、小靖场三厂、海甲。嘉庆年间，惠东淡水、碧甲、大洲三盐场共生产盐371919包，共5578万斤(每包150斤，下同)，其中淡水场126214包，共1893万斤；碧甲栅68961包，共1034万斤；大洲场176744包，共2651万斤。至光绪年间惠东有淡水、碧甲栅、大洲场、大洲栅四盐场，岁产盐7072万斤，相当于明初250万斤的近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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