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岭南第一胜概”镇海楼起航湾区寻宝 破译外销文物“湾区基因” 回溯大湾区“前世今生”
外销画中的镇海楼。受访者供图
19世纪初的广州商馆区。
19世纪初的广州港口风光。
19世纪中叶的香港港口。
19世纪初的澳门港口。
百年前的TA
已红遍全球
编者按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一首清代竹枝词描绘出两百多年前大湾区商贸繁荣的景象，也将广缎、十三行、十字门（为澳门旧时水域名称），这些承载粤港澳大湾区历史记忆的名字连缀起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炉，一系列“粤港澳三地历史文化交流与发展”为主题的展览在湾区各地博物馆接连举办：《大海道——“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银饰人生——19-20世纪中国“洋装”银器展》《“风·尚——18至20世纪中国外销扇”展》……丰富多彩的重磅大展受到市民热捧。
斗转星移，这些承载着大湾区历史记忆的文物，诉说着一段段繁华过往，牵系着三地民众共同的情感。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正式起步，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策划“问脉湾区”系列报道，将在大湾区的版图上探访文化遗产，追寻、叩问共同的文化脉搏。
即日起，推出《宝览南粤》第三季节目及“文物看湾区”系列报道，采访组深入走访广州、中山、香港、澳门四地博物馆，将镜头对准珍贵文物，聆听粤港澳三地文博专家的权威解读，从“文物记忆”中还原一段段真实动人的湾区故事。敬请垂注。
■文物看湾区·广州篇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也是对外文化交流门户。岭南文化从这里辐射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都要从这座千年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古港说起。
如果说，明清广州城也是停泊在湾区的“一艘大船”，花塔、光塔是两支桅杆，镇海楼就是船上的风帆。远渡而来的外国商船越过狮子洋，经虎门北上，望塔而行：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次第映入眼帘，看到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就知道来到行程的终点——广州。
首期“文物看湾区”带读者来到广州博物馆，从“岭南第一胜概”镇海楼“扬帆出海”。多位湾区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破译广州博物馆所藏外销文物背后的“湾区基因”，回溯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
●南方日报记者毕嘉琪黄堃媛杨逸策划统筹：陈志孙国英李培
一楼镇海“联网”珠三角
守护百年南国海疆安宁
暑假期间，位于越秀山顶的广州博物馆人潮涌动。在四楼的“海丝遗珍”展览中，明清时期外销品琳琅满目，其中有不少绘有粤港澳三地港口风貌的外销画。
“这不是五层楼吗？就是这里啊！”一名学生指着一幅外销画兴奋地说道，随即引来了几名游客驻足欣赏。只见画中，风光旖旎，商馆林立，万国旗帜飘扬，江上商船如织，远处山上的一座五层的塔状红楼若隐若现。
“这是一幅清代时期的外销画，描绘了广州十三行港口风光，也就是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一带。而远处这座红楼，正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镇海楼。”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均介绍，镇海楼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原名“望海楼”，1929年成为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博物馆前身），守护着众多见证广州城发展变迁的重要珍宝。
如今的镇海楼依然坐落在广州传统中轴线上，不过从镇海楼顶层极目远眺，高楼商厦层层叠叠，却看不见一丝“海”的踪迹。看不见“海”的镇海楼，何以“镇海”？
陈鸿均为记者“解码”：“明清时期珠江的江面很宽阔，从江面上确实可以直接看到越秀山上五层高的镇海楼，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航标"的作用。”事实上，在广州出口的外销画中出现镇海楼并非孤例：无论是荷兰画家纽荷芙的《广州城远眺》还是珠江版的“清明上河图”《广州港全景图》，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腹部，而位于广州传统中轴线的越秀山，数百年来都是珠三角地区的城防与海防重地，镇海楼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沧海桑田，随着珠江北岸岸线的推移，珠水流波已从镇海楼的视线里消失。然而，广州博物馆外排列整齐的多座明清古炮台，依然铁骨铮铮。镇海楼据山川之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旧照片可见，镇海楼旁还设有面向城外的大炮。
据陈鸿均考究，早在明代，位于珠三角东边出海口的香港和深圳南头等陆地及附近海域均属于屯门区，深圳东部大亚湾畔的大鹏城则是明清两代广东东部的海防重镇，管辖着深圳、香港以及惠阳部分地区的海防。而位于珠三角西边出海口的澳门，明朝末年常有“吕宋”兵船侵扰，于是清朝初年，在东莞和澳门设立了海防同知，后来又在广州设立了广州府海防，管理澳门内地居民与外国寄寓人员。
“这套连接湾区各重要港口的海防系统，对维护岭南地区的安定繁荣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陈鸿均说。
前后航道汇通粤港澳贸易
通草画绘就“湾区名片”
600年历史的镇海楼，将粤港澳大湾区休戚与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将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广州博物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种清代广州人发明的神奇画种——通草画。通草画以“通草”的植物茎制成“通草片”，并以鲜艳丰富的水彩颜料绘制而成，画上众生百态鲜活逼真，将观众带回市井中的晚清岁月。通草画曾一度在人们视野中消失，直到近年随着作品回流才重新引起社会关注。
“粤港澳港口风光是清代外商们最热衷的定制图样之一。”广州通草画研究学者、二级研究馆员程存洁告诉记者，这与清朝年间一个特殊的规定有关。
清政府1757年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其他任何口岸的一切贸易，于是各国商船沿途经过澳门等地；同时规定，洋商不得携妇女到广州商馆，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他们的货物卖尽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因此，贸易季一到，洋商们便纷纷告别家属，换乘小船到达黄埔港，直奔广州十三行商馆区，“招呼”行商收购自家货物并为自家船只作担保，一边采购回航的中国商品。因此也有专家评价说澳门就是当时广州的公务外港。
“当时洋商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他们只能在广州城外西南角一带活动，不能在江中划船取乐，每个月只有3天可以结伴由通事护送到花地（对江的花园）游散。他们对港口风光最熟悉，自然也想带回去给家人看，因此就产生了这些通草画。”程存洁说。
程存洁还透露，当时从广州到港澳有两条不同的水路，俗称“前航道”和“后航道”：前航道经过琶洲一带通往香港，而位于广州城西南、白鹅潭以南的后航道，则是连通广州和澳门的一段内河水道。后来，侨居广州的洋商除了取道“澳门航道”南下澳门外，还会在这条水道上举行划船比赛，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珠江上的娱乐业。
粤港澳三地文化与经济的密切往来，也能在一批“洋装”银器里找到实证。不久前，《19—20世纪中国“洋装”银器展》在广州博物馆展出一批出自香港银匠之手的银摆件。摆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将人拉黄包车、独轮车的情景，在西餐器具中再现。它们身上不仅散发着中西艺术融合创新之美，还可以窥探出香港开埠之初的繁华景象。
专家介绍，这些外销画、外销扇和银器作坊，早期都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随着生意日渐兴隆，许多广东商人纷纷到香港、澳门开起了分店。比如香港上环的荷李活道、士丹顿街一带，就是早期香港银匠制作工场的聚集地，他们的店铺则多开设于皇后大道。在广州创业的“宏兴”最负盛名，他们还为美国知名的珠宝公司蒂芙尼制作银器，名扬海外。
西画东来催化三地艺术交融
“中国趣味”带动世界时尚
精美的外销艺术曾经作为“湾区明信片”漂洋过海，向遥远的西方展示东方的人文风情。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可谓名副其实的“大湾区人”。他是19世纪在华南居留时间最长的画家，频繁来往于广州、澳门、香港三地。如今，三地博物馆里都珍藏着不少钱纳利的手稿真迹。
“在那个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钱纳利最大的贡献，是用画笔留下了珠三角的社会发展图景，也将西方写实绘画传入中国民间。”澳门文化局副局长陈继春介绍，钱纳利是一位非常勤奋的画家，每天上午5点起床出门画速写，用自己的画笔留下了华人的平民生活、粤港澳的名胜风景，还有中外商人、旅行家和濠江渔女的精神风貌。
陈继春研究发现，早在18世纪下半叶，广州等地已出现了许多以西方风格创作的外销画家。钱纳利到来后，他凭借精湛的技巧与崭新的画风名噪一时，钱氏与当时“世界首富”伍秉鉴、卢茂官等行商关系密切，两人最为人所知的传世肖像正是出自钱纳利之手。
“钱纳利能够用轻松、流畅的笔触勾画出人物的神韵，因此吸引许多广东画家前来学习他的绘画技艺，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林呱。”陈继春说，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成为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
迫于当时激烈的外销画市场竞争，林呱打起了“流水作业”的主意，雇佣近10名画工在自家画室中批量生产外销画，肖像价格远低于钱纳利，这让钱纳利一度十分不满。二人暗暗较劲，也无意中推动了外销画产业的“升级”。据考证，不少画家效仿林呱的做法，在19世纪初的十三行同文街和靖远街，就有近30家外销画店铺，从业人员达3000人。
“粤港澳三地的外销艺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外销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白芳策划了美轮美奂的《“风·尚——18至20世纪中国外销扇”展》，这些外销扇工匠多来自广州、香港、澳门三地。
“广州工匠制作的官扇通常用象牙片贴饰和油彩勾勒身着华服的官员及家眷的生活场景，凸显立体感；澳门工匠则更习惯一面画官邸庭院人物，另一面在铺满银粉的扇面上彩绘花鸟图案；而香港工匠制作的官扇多采用扇面无法折叠的团扇造型，外观别致。”白芳介绍道。
“三地匠人在技艺上的交融和求同存异、三地港口内外联动，成功地把"中国制造"推向海外。”白芳说。这些华风欧韵、造型奇巧的外销品，不但让“中国趣味”成为当时国际时尚的代名词，也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留下余韵悠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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