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西湖志人文薪火传 惠州从明代开始编修西湖志并延续至今，文化西湖形象渐趋丰满

左图：徐旭旦的世经堂藏板《惠州西湖志》，是目前保存完整的最早的一部西湖志。

右图：康熙版《惠州西湖志》影像，刻版精美。

张友仁1947年版《惠州西湖志》。

张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点校本。

春节期间，惠州西湖花灯惊艳世人，文化与风景充分交融。惠州西湖，总是在不经意间，以文化之湖的姿态嵌入惠州的城市公共活动。

回顾惠州西湖的营建历史，惠州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西湖水蘸墨书写而成的。这不是巧合，因为历代惠州人在建设西湖中，文化建设是重要的一环。修编志书、对西湖的风景人文进行回顾整理归纳总结，无疑是西湖文化营建的最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并不比修建亭台楼阁轻松。为西湖修志是一种文化行为，西湖志就是一种文化成果。从明代开始，到清代和民国甚至当代，惠州人对编修西湖志乐此不疲，使得惠州的人文薪火相传。

壹

明代前诗歌辞赋传播西湖之美

约略成形于东晋之际的惠州西湖，人文建筑营建的开始时间却可追溯至东汉时期。惠州最早的佛教场所东汉伏虎台以及后来的东晋龙兴寺，在惠州古城南端的银岗岭兴建。到了唐代，伏虎台和龙兴寺旧址筑起开元寺，北宋名臣余靖在《开元寺记》描述周遭风景：“重山复岭，隐映岩谷，长谿带幡，湖光相照”，这是被民国张友仁认为是“惠湖风景见于记载之始”。

余靖之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于1097年南贬惠州，宦海失意老臣，不吝笔墨，歌咏惠州西湖湖光山色，为惠州西湖山水添注了诗情缭绕的人文气韵，从此开启了惠州西湖人文胜景。“从此西子美人，翩来越国；东坡居士，常住惠州。”苏东坡之后，无数文人骚客以爱慕之心，亲近惠州西湖，为惠州西湖增添新篇章，让惠州西湖美名远播，并足杭州西湖。

苏轼之外，还有大批宋代名臣名士为西湖留下了隽永的篇章，如唐庚、刘克庄、杨万里、杨杰、刘攽等。由此，尽管明代以前没有修纂《惠州西湖志》的记载，历史信息都在诗歌辞赋之中，零散而不系统，但人们对惠州西湖的久远印象并不算陌生，依然是一种感性的模糊之美。正如北宋文学家杨杰《丰湖歌》所颂：“惠州风土隔世埃，使我南望长徘徊。”

而惠州历史上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南宋《惠阳志》，尽管此志在明中叶后已不存世，但是明初解缙修纂《永乐大典》时却引用了不少《惠阳志》的史料，为后人保留了不少宋代的西湖信息。比如陈公桥、史君堂、循吏堂、六君子堂、聚贤堂等，均是湖中名胜。难怪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在名著《舆地纪胜》中指惠州西湖有“台榭二十余所，亭馆为广东之胜”。

贰

明代个人修湖志蔚然成风

西湖在明以前无志的局面在明代有了改观。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惠州出现了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编修《惠州西湖志》的高潮，对惠州西湖的风景人文进行回顾整理归纳总结，这成为明代惠州西湖文化的重要构件。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书认为，明代惠州兴起办学高潮，始于明嘉靖初年，并以一发不可遏止之势延至万历后期，历时几近百年。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社会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黄金时段，其深刻之影响贯穿晚明直到清初。此外，明代惠州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注惠州西湖的历史和现状，认真进行经验总结和文化梳理，因而对西湖未来的发展有了比较理性的前瞻和确切的定位，西湖的建设因此发展迅速，真正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岭南风景名区。

思想活跃、学术繁荣、人才辈出、著述迭见，使得明代成为惠州历史上修志最多的朝代。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惠州官府和个人共编修各类方志30余部。惠州历史上首部《惠州西湖志》，以及首部由惠州人自己编修的《罗浮山志》，也都产生在明代，标志着这两个岭南风景名区进入了主体文化自觉的历史新阶段。在文化繁荣的语境下，惠州的文化地标之一——西湖，也迎来了被总结、审视、解读的高潮。

据史料显示，明代参与修纂《惠州西湖志》的惠州先贤有叶萼、叶春及、杨起元、陈运、庾楼等，地方官则有万历初任归善知县的林民止。但遗憾的是，明代多种《惠州西湖志》至今已了无踪影，成了惠州文史界的一大遗憾。

据康熙《惠州西湖志》记载：“西湖原有旧志，乃明朝隆万以前所刻，板藏叶氏梧凤堂，早已毁失，间有藏本一二，皆断简残篇，不可一睹。”这个“叶氏梧凤堂”的刻本，结合张萱《题西湖志》所跋，几可断定是叶萼所著。

叶萼是明代惠州西湖“湖上五先生”之一，生长于惠州西湖，读书于惠州西湖，终生讲学于惠州西湖，他为惠州西湖修志，最合适不过，也符合其个人学术感情。然而，叶萼编修的《西湖志》已经佚失，只存一篇《全湖大势论》。

叶萼在《全湖大势论》中，首谈惠州西湖三大湖源的来龙去脉，把涵养西湖的水源和山脉视为惠州西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西湖生态体系，这个论断被后人认为是《全湖大势论》一文中最为可贵的表述。

叶萼在文中的诸多观点，至今读来，仍觉其识见高远，有颇多发人深省之处。比如，对惠州城和惠州西湖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惠州西湖对惠州城的作用，叶萼在文中引用同时代陶鲁的话说：“倘使此壤不湖，万兵可屯，为受敌之地。”因而提出西湖除有农渔水利外，“秀蓄谓阶文，险设谓预武，然后知湖果不可废也。”从军事和文教功能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保护和建设惠州西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叁

清初西湖志或遭毁禁

继叶萼之后，大约在明天启崇祯年间，杨起元的高足、归善人陈运修辑了《惠州西湖志》。陈运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举，授浏阳知县，后以母丧请归，不再做官。陈运隐居于湖上李学一旧时别墅西新园，与湖光山色朝夕相对，六桥八景，吟咏殆尽，结诗集《披云草》，又修《惠州西湖志》。

相传，陈运的《惠州西湖志》将西湖景物分东西南北叙述，不过这本志书已佚失。在后来的惠州府志、归善县志中，收录了陈运不少吟咏西湖的作品，如六首咏湖桥诗等。于是人们推测，西湖的“六桥”、“双塔”以及“丰湖渔唱”、“半径樵归”等景观，应该记载于陈运的《西湖志》中。陈运综合总结了前人对惠州西湖景观的描写与评价，经过比较筛选和充实提炼后，明确提出了惠州西湖八景概念。

南明时期，坚执鲜明反清立场的归善人姚子蓉退隐家园，以修志明志。姚子蓉为惠州府城人，是明代御史姚祥的裔孙，南明时期曾任兵部司务，参加抗清斗争。后归筑山庄于小榜山清醒泉畔（今叠翠山庄附近），专注于乡邦文化的收集整理，重修《惠州西湖志》。由于姚子蓉坚执鲜明反清立场，又与著名的明朝遗逸澹归、雪槱、屈大均等人诗词酬唱，往来密迩，在清代雍正、乾隆二朝遭到多次文字狱的反复清剿。他的《清醒泉诗集》和《惠州西湖志》遭到禁毁，今已无存。

据光绪《惠州府志·艺文撰述》记载，又有南明举人庾楼曾刻《西湖志》五卷行世。庾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取态与姚子蓉相近似，他所编修的《惠州西湖志》或许同样遭到毁禁的厄运。

肆

清代官方修志成主角

然而，有趣的是，清代文字狱让民间的西湖志成为灰烬，但官方却开始出面修编西湖志。原因也很简单，清代统治者也看到了惠州西湖“山水有助人文”，与其让“叛臣逆子”胡说八道，不如自己操刀掌握文化和舆论话语权。

据吴骞《惠阳山水纪胜》记载，清代最早修纂《惠州西湖志》的地方官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济南李方山和汝南郑幼公，“得陈氏子昌（即陈运）所辑残编重修付梓”。郑幼公即郑钦陛，时任惠州推官，以剿盗有力和捐俸修桥入祀惠州名宦祠。

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特差理藩院钦天监与养心殿笔帖式大臣，与西洋人麦、汤二位来惠绘图，并丈量西湖。这是惠州西湖历史上首次进行科学测绘。正因此事，当时以连平州知州摄惠州知府事的徐旭旦，有感于“（西湖）图虽具，而志书并无以应”，特别组织人力编纂《惠州西湖志》。这是惠州历史上目前所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第一部惠州西湖志书。

康熙版《惠州西湖志》一直不为学界所知，不仅清代的《惠州府志》《归善县志》均无著录，连民国张友仁重修《惠州西湖志》时对此书亦绝口不提。对于此书，不久后的惠州知府吴骞也指出缺点，认为该志“湖中景物分为东西南北，漫无门类，不可稽查”。而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吴定球考证，该书署名为徐旭旦的《东坡别传》和《朝云传》两篇传记，作者实为明代博罗大儒张萱。徐旭旦涉嫌抄袭，在清代已被多人诟病，这或许也是康熙版《惠州西湖志》没有名声的原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惠州知府吴骞编著《惠阳山水纪胜》出版，分《西湖纪胜》和《罗浮纪胜》。其中，《西湖纪胜》约6.12万字，上卷首为《图说》，录作者的《全图说》《十二景说并诗》、叶萼的《全湖大势论》、薛侃的《西湖记》、龚祖荫的《西湖图记》等，另有“西湖全图”和“西新避暑”等12幅风景图，分七类介绍西湖山水景点和物产，下卷为题咏，收录序、记、梳、赋等38篇，以及诗120首。

由于《惠阳山水纪胜》入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使得吴骞的《西湖纪胜》流传甚广，名声远大于徐旭旦的《惠州西湖志》，但相对于后者，《西湖纪胜》较为简略，尚不足以称为一部完备的西湖志书。

伍

时隔200多年张友仁继起编修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日军侵凌，惠州西湖历经沧桑，很多景点、名迹日渐衰败，湖区园林荒芜，桥堤崩塌。虽然有陈炯明、黄公柱等人多次筹款对西湖进行大规模整修，但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湖湖水变浅，一片荒凉。

然而，尽管形凋敝，神却丰满，惠州西湖在战火洗礼中，人文构建得到重要的一次提升，这就是惠州“活词典”张友仁编著的《惠州西湖志》问世。这是继徐旭旦之后，西湖志的又一次大编修，时间相隔长达230多年。

张友仁（1876-1974）为惠州桥西人，致公党成员，一生可用“少年讲学、壮年从政、老年著述”来描述。20岁时，他考补禀生，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反清运动，后任海丰、龙溪县长，广东公路处长、惠樟公路局长、福泉公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江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

张友仁学识渊博，尤精文史，是继江逢辰、李绮青之后惠州文坛的领军人物，终生热心乡邦文化建设，曾创建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并致力整治西湖。1931年后，张友仁被选为惠州西湖整理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为西湖规划、管理、筹款、建设发展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从1930年开始，张友仁便辑录惠州西湖文献，随着后来搜集的资料日渐增多，他开始动笔为西湖修志。1930年8月23日以及9月13日、16日的加拿大《大汉公报》连续刊登了设于西湖百花洲的惠州西湖志文献征存社向海内外征集西湖相关文献的公告和新闻。从这几则新闻可得知，当时主持者除张友仁外，还有廖雨生、陈弼阶、白晓山等。

为了编写《惠州西湖志》，张友仁可谓殚精竭虑，四处奔波，广征博采，辛勤笔耕，终于在1947年10月出版了《惠州西湖志》（上下两册，共13卷）。该书由惠州文声书店铅印，丰湖图书馆发行。

张友仁的《惠州西湖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包括：风景、位置、气候、山川、界域、名迹、人物、艺文、特产、人口、风俗、地质、年表、评论等项，在清代《西湖纪胜》列出西湖十四景的基础上，又列举出西湖十八景之多。《惠州志·艺文卷》称，此志是描述惠州西湖最为详细、完备的专书，对西湖303处景点的命名缘由、沿革兴废都有明晰的记述。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书则指出，张友仁编著的《惠州西湖志》于1947年出版，1989年点校重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重版），是惠州自晚清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典籍。

陆

当代修志着重记录园林建设

继张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点校本发行后，惠州市园林管理局、惠州西湖风景区管理局于1995年12月出版了《惠州西湖新志》。新志书以客观翔实的史料，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惠州西湖一千多年湖区山川的变化，以及名胜古迹保护和修复情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湖整治、景点恢复与建设、湖区园林绿化等，此书着重作了详细的记载。

在史料方面，《惠州西湖新志》有选择地运用了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清吴骞《惠阳山水纪胜·西湖纪胜》、光绪《惠州府志》《归善县志》《广东通志》《明史》等文献，而对于记述西湖的山川界域，是依据西湖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翔实记述，记述范围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西湖区域为主，凡在西湖区域外的名胜古迹，都没有收入。

成书后的《惠州西湖新志》内容共“景说”“景区”“管理”“养殖”“艺文”五章，约17万字，保留了张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版）中选取清代吴骞《惠阳山水纪胜》西湖全图的插图手法，同时弥补了民国时期苗圃建设和造林绿化的情况，成为雅俗共享的大众读物，对宣传惠州西湖和惠州文化历史起到一定普及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惠州西湖新志》记述了西湖的水源变迁以及污染整治，让人们反思胡乱挤占改造西湖的行为，该书还附录了多张西湖水域示意图，从民国至1958年、1987年和1933年，展示西湖界域的逐渐缩小的演变“年轮”。

从关注惠州西湖的人文历史转向重点关注西湖的生态变迁，这是《惠州西湖新志》的现实眼光，也透露出当代惠州人的务实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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