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烟云湮没的徐新杰
●徐博东
徐新杰（1924-1953），又名机贤、迈东，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兴福乡（今蕉城镇）黄田村洋桥。其父徐润进，字幼谷，配黄氏，生有四男四女。据说，机贤（新杰）小时候经常生病，神婆说只有卖给人家才能养活，所以三四岁时只好把他卖到一河之隔的堑垣村寨上的徐泉霖当五子，更名“新杰”。此后，他就在堑垣村寨上长大成人，上学读书。
参加东服队抗日救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蕉岭籍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前线。徐新杰在蕉岭城北学校和蕉岭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冬，徐新杰从蕉岭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该校附设的简易师范科，就读一年结业后，随即奔赴惠州博罗抗战前线，在其宗亲徐森源（笔者父亲）的引荐下，加入了由丘逢甲嫡子丘念台筹组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徐新杰与东服队的战友们一起，转战惠州横沥和罗浮山前线，从事战地小学和罗浮中学的教学等工作。
1943年夏，徐森源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同年秋冬，徐新杰在徐森源的介绍下，和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李伟英、刘炎曾、叶捷新等几位东服队队员一起，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那一年徐新杰才刚刚19岁。
参加东纵未果，赴台教书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东区服务队解散。当年10月，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徐新杰跟随徐森源、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刘邹炽等人一起，从蕉岭家乡出发，打着“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第三分团”的招牌，打算潜回罗浮山参加东江纵队。可是当他们到达石龙后，因国民党“新一军”包围了罗浮山，东江纵队已经转移，他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参加东江纵队。是年秋冬，他们来到广州，仍然打着“三青团”的旗号开办训练班，在旅居广州的台湾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并做了一些保护台胞安全和协助解决台胞回台船只等工作。
1946年4月4日，经组织批准，徐新杰与徐森源夫妇、钟国辉、丘继英、蒋碧玉等一行数人，乘坐“沙班号”海轮从广州启程，前往刚刚光复的宝岛台湾。同年5月，徐森源接受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原梅县东山中学国文老师）之邀，去该校任事务主任，徐新杰与徐森源之妻潘佩卿同时应聘，前往基隆中学工作。
8月，钟浩东由丘念台、李友邦举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徐森源改任训导主任，徐新杰担任庶务组长。同年11月，徐森源夫妇离开基隆中学，赴台中工作。打这以后，徐新杰才与徐森源分手。
1947年“二二八事变”平息之后，暑假期间，徐新杰等人到新竹县中坜义民中学探望正在患病的原东区服务队老战友黎明华，得知该校急需任课教员，于是经黎明华介绍，暑假过后，徐新杰与时任基中教务处干事的蕉岭同乡钟履霜一起离开基隆中学，转往中坜义民中学任教。
当年11月，化名“郭先生”和“洪先生”的陈福星、洪幼樵等地下党领导人，先后来到义民中学与黎明华、徐新杰、钟履霜见面。徐新杰向黎明华介绍说：“他们都是钟浩东的朋友。”洪幼樵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大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此后不久，化名“吴先生”的另一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来到义民中学，给黎明华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与徐新杰、钟履霜组成了党小组。此后，张志忠每星期都来一次义民中学，给他们以工作指导。
徐新杰究竟是何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认定，但从以上叙述或可推断，他很可能是在基隆中学工作期间（1946年6月-1947年8月）加入了地下党。
回沪参军未果再返台
义民中学地下党小组成立后，利用课堂和各种机会，向学生和教职员讲解时局，灌输国族意识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在此基础上，黎明华、徐新杰他们积极发展组织，随后又建立起了中坜和杨梅两个支部。他们还深入农村，在新屋、青埔、湖口海岸线，建立起一些农村据点。
徐新杰和钟履霜在义民中学工作了半年时间。此时，大陆人民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为想上前线作战，他俩便辞职渡海前往上海，但由于找不到投奔人民解放军的门路，钟履霜决定留在上海，而徐新杰则只身重返台湾。
徐新杰返回台湾后，地下党为进一步扩大发展组织，安排他转往由林启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中共党员，原东区服务队老队员）担任校长的新竹商校任教。由此，在林启周、徐新杰等人的努力经营下，新竹商校很快便成为地下党新的重要活动据点。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中共台湾省工委盱衡战局的发展情势，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原来的“迎接解放”转到“配合解放”上来。5月，张志忠专程来到中坜布置工作任务，“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应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状况、海岸线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况，并通过各种关系做好普通群众的工作……”7月初，学期刚刚结束，徐新杰邀约黎明华去爬狮头山，勘查西部沿海山地地形。
自制手摇发电机收听新华社广播
早于6月23日，新竹商校校长林启周因身份暴露，撤回大陆时在松山机场被捕。7月中下旬，在组织安排下，新竹商校的其他地下党员分头紧急疏散转移。徐新杰是林的秘书，在蒋碧玉的安排下，也紧急转移到了南部钟浩东的表兄邱连球的家乡屏东长治躲了起来。
8月中旬，黎明华北上基隆，去找蒋碧玉打听徐新杰的情况。蒋碧玉告诉他，徐新杰在南部也不太安全。于是，黎明华按照蒋碧玉给他的地址，急忙坐火车南下屏东，把徐新杰从邱连球家中接了出来，两人坐车到高雄，改乘火车到台中。他们找到徐森源夫妇在台中的家住了一晚。那时，徐森源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暗中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但跟黎明华、徐新杰并无直接的组织关系，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地下党员。第二天一大早，黎明华和徐新杰离开台中继续坐火车北上，到杨梅后下车找到当地地下党员宋增勋，并由他负责把徐新杰带到山上一个姓胡的同事家中暂时隐蔽起来。
8月下旬，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紧接着，新竹中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在组织安排下，黎明华等人事先已转移到苗栗三湾乡内湾村孙阿泉家，建立起了新的工作据点，在神桌山、狮潭、大河底及狮头山一带活动。不久之后，徐新杰和钟蔚璋也由组织安排，转移到了三湾地区，黎明华把他俩分别安置在神桌山和大河底的群众家里暂住。
9月下旬，黎明华从报纸上看到北平正在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但苦于无法得知详情，于是他跟徐新杰等人在神桌山上一个叫刘鼎昌的群众家里，设法自制了一台十分简陋的手摇发电机，用人工手摇发电，以极其微弱的信号，时断时续地艰难收听新华社的记录新闻广播。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竹南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分别举行了小型庆祝集会。
辗转流亡，拒捕牺牲
当年12月中下旬，在神桌山上刘鼎昌老伯提供的山寮里，由张志忠亲自主持举办了一个由15人参加的为期一周的学习班，除了张志忠、老洪、曾永贤、黎明华、钟蔚璋、徐新杰之外，参加者大都是已加入组织的当地农民、小商人和中小学教员，学习内容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此时，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持续发酵，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被捕的地下党人越来越多。1950年2月的一天（旧历年除夕），“保密局”派出100多名特务宪警突然包围了三湾地区地下组织的据点，幸亏黎明华、徐新杰他们已经提前分散转移到他处。随即，特务们对竹南地区的竹南、头份、三湾、南庄、造桥等地展开地毯式的搜捕。
分散撤退时，按照事先安排，徐新杰与黎明华、江添进、钟蔚璋四个人一组，他们忍饥挨饿，在高山密林中艰难跋涉隐藏了半个多月，直到三月份，他们才与曾永贤取得联系，辗转来到苗栗铜锣地区，由曾永贤安排住进了芎蕉湾一个叫谢发树的群众家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分成三个小组，分头活动，在苗栗的天花湖、公馆、九份、鱼藤坪一带林木荫蔽的山区，分别开辟了多个新的劳动基地。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人陈泽民、张志忠、蔡孝乾、洪幼樵、林英杰相继被捕，组织被彻底破坏。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解放台湾已无限期推延。岛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7月17日，黎明华在桃园龙潭村被捕，不久后“自新”。8月，陈福星、曾永贤、萧道应在苗栗三义鱼藤坪山区“重整省委组织”。其后，原本在北部山区活动的地下主力被迫转移到苗栗地区。
1952年4月下旬，因打入地下组织的叛徒“老范”（范新戊）的出卖，萧道应、曾永贤、陈福星在鱼藤坪先后被捕，重整后的“省委组织”也被破坏。徐新杰开始了更为艰难的流亡生活。他和徐庆兰、黄逢开一起，先是在苗栗狮潭七股林一带躲藏，其后徐新杰转移到苗栗大湖山区鹞婆山，在密林中搭了个十分简陋的草寮聊以栖身，坚持不肯出山“自首”。但不久之后，徐新杰的行踪还是被特务们侦知。
1953年的一天，以戴金水为首的几个宪兵特务，在一个叫徐仁基（被捕后“自新”的原地下党人）的苗栗人带领下，爬上鹞婆山，看到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正在挥着锄头铲茅草。特务们立即围了上去，喝令徐新杰“把身份证拿出来！”徐新杰眼看已无路可逃，挥起手中的锄头砍向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特务。眼睛深度近视的徐新杰，眼镜早已在逃亡时丢失，锄头只砍掉特务的几颗门牙。特务拔枪就打，只听“啪啪啪”几声枪响，徐新杰应声倒地。特务们一拥而上，见人还没死，决定把受了重伤的徐新杰抬下山去。徐新杰被抬到苗栗后，由于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了，遗体被特务们草草埋在了大坪顶的乱葬岗。徐新杰牺牲时，年仅29岁，终生未婚，无后代。
在此，笔者要郑重呼吁蕉岭县有关单位应尽快挖崛整理徐新杰的相关资料，恢复其真实身份，给予相应待遇。
（主要参考资料：《徐森源自传》、蓝博洲《红色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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