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小札之五 且喜“越人化其节”
□陈桥生
东汉末年，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不少人为避乱而从会稽浮海南下来到岭南。这就意味着，不仅陆路，海路也成为当时人们进入岭南的重要选项。
有关罗浮山的传说，“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后汉书·郡国志》）已将岭南与会稽联结在一起，可以相信，道教在由吴越传入岭南的过程中，海上通道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是传说，在正史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当时存在这条海上通道的明证。《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载：“建初八年（83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唐李贤等注曰：“东冶，县，属会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今泉州闽县是。”说明在东汉初年以前，交趾七郡(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等地)向中央王朝贡献的路线都是由海路在泉州东冶港登陆，再经陆路转运到京都。只是海路风波艰阻，远比陆路凶险，所以郑弘才奏开零陵、桂阳山道，从此以为常路。
由此可见，会稽与岭南的海上通道，其实早在秦汉之时就已开通为南越的进贡之路了。这就难怪到了汉晋时期，因避乱不少人都是通过“浮海”进入岭南。而且，在此后江东文明与岭南文明的交流互通中，这条海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据《后汉书》卷三十七《桓晔传》载：“初平（190-193年）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
对桓晔“客交阯”后的具体所为，并无明载，但《后汉书》注引《东观记》中，记载了桓晔在吴郡、会稽时数事：在吴郡时，扬州刺史刘繇赈给桓晔谷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后东往会稽，住在山阴县钟离意旧舍，太守王朗饷给粮食、布帛、牛羊，亦一无所留。临去之际，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纤微不漏。移居扬州从事屈豫室中时，中庭橘树一株，果实成熟，乃四面围以竹篱，风吹落两实，以绳系着树枝。每当危亡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皆肃其行。
此中所记桓晔，清廉耿介，谨严律己。显然，这也正是为“越人化其节”作注。越人所为感化者，也是他的这份“尤修志介”的品格。这不是某种物产，某种习俗，而是一种品格，一份精神的财富，是儒家的思想，是文明的礼仪，是形而上的熏染，这也是史载“越人化其节”之最早的例子。
桓晔在会稽时，住在山阴县钟离意旧舍，其意正在于表其心志。钟离意，会稽山阴人。东汉时期大臣，官至尚书。史载，当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其资物班赐群臣。钟离意将所赐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皇帝怪而问其故。答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取拜。”帝大感慨，于是代以国库中三十万钱赏赐他，并转为尚书仆射。这便是钟离委珠的故事。
西汉之时，合浦有“去珠复还”之传说，讽喻的便是昔时太守贪得无厌，釆珠无度。至此东汉，交阯太守张恢坐赃千金，“意得珠玑”，则里中自有数量不少的珍珠，可见当时的岭南，釆珠业依然发达，而当地太守之贪黩依然严重。
桓晔当然是了解并欣赏钟离委珠的事迹，但他并非简单如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而避其地，而依然浮海至交阯，并以其清廉耿介，使越人化其节。这和二百年后晋朝的吴隐之不惧饮贪泉，颇有异曲同工之趣。不仅是持身自好，更是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切实地改变其风气，使人慕而化之。只可惜，今人对于桓晔还缺乏足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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