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原惠东丝花厂厂长叶东强： 惠东首家“三来一补”港企 最高年创汇5000万港币

惠东县华新丝花厂老照片。南方日报记者王昌辉翻拍

原惠东县华新丝花厂厂长叶东强（左）、工长温好儿一起重温当年的照片。

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摄

惠东县新平大道49号，对于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来说是惠升家园小区的快递收件地址，但对于叶东强等60后、70后乃至80后的人来说，这个地址是曾经赫赫有名的惠东华新丝花厂所在地，是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

时间倒回到40年前，1978年底，惠东华新丝花厂成立，成为惠州市第一批“三来一补”港资创汇企业。厂长叶东强带领丝花厂和全体员工走过了辉煌30年，一度让企业年创汇5000多万港元，本人先后获得“省职工先进工作者”“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等称号。

10年前，丝花厂被撤销，土地上建起崭新的住宅小区，记者就在这里见到了叶东强，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精神抖擞。旧厂消失在城市建设中后，叶东强依然不愿离开这片土地，他在小区旁的矮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凭借年轻时培养的兴趣和技能，如今还在做着律师和环保工作。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在厂里的包装部，我和工长检查丝花成品的质量。”在记者将老照片交给他后，叶东强激动地讲述了那段已经过去、却铭记于心的辉煌岁月……

16岁步入工作岗位自学成才

1959年，叶东强出生于马来西亚归侨家庭。1975年，高中毕业、年仅16岁的叶东强步入工作岗位。凭借勤奋好学、力争上游的斗志，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到住所又钻研学习。慢慢地，他成为精通机械设备使用和维修的电工技术专家，属于当时的稀缺人才。

1978年底，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三来一补”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三来一补”企业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双方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这种经贸合作模式很大程度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从吸引外资、技术引进及生产制造工艺学习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瞄准机会的叶东强在县财贸办的支持下兴办工业，创建了惠州第一批“三来一补”、也是惠东首家港资合作企业——惠东县塑料制品厂，专门制作丝花、肥皂盒、茶杯等生活用品，令他成为惠州第一个收获改革开放红利的人。

1984年，随着塑料厂经营效益逐年增长，港资公司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于是，惠东县华新丝花厂在新平大道49号诞生，叶东强带着老厂几位年轻骨干进行新一轮打拼，一晃就是26年。

“改革开放更应改变人们的思想”

实际上，丝花厂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很多人仍保留着改革开放前的老思想，认为香港是“臭港”，甚至觉得和外资企业合作是错误的做法，表现在工作态度上则是怠慢和不积极。

“改革开放更应该改变人们的思想。”叶东强为此做过不少工作，呼吁大家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要站在国家的立场看问题。叶东强回忆道，那时我国对外汇需求很大，尤其在购买国外先进制造设备时，外资企业只认美元、港币等货币，人民币地位很低，唯有增加外汇才能换来先进设备提高生产力，进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叶东强还带着干部前往香港和美国考察。他说，当时从惠东到广州就要七八个小时，而且一路泥沙飞扬。到了香港和美国则到处是硬化的地面，一尘不染，而且高楼耸立，房间里安装的全是白炽灯，街上的行人穿着西装……

“那时大家都穿千篇一律的绿色军装，白炽灯在国内极少用到。”叶东强说，几次出访的所见所闻，实实在在给他们上了一课。回来后，叶东强将工厂做大做强的信念更强了。他决定在节约生产成本上下功夫，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机器维修、高效用电、安全生产等生产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不但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手把手培养出多名技术专家。

据资料记载，1990年，华新丝花厂从原来200人的规模迅速成长为2000人的大厂，拥有400台固定设备、3栋厂房、1栋职工宿舍，可生产1000多个花色品种，固定资产达3000多万元，交税200余万元，产值2000多万美元，成为连续多年的惠东缴税榜首企业，惠州最大丝花生产基地的名声远扬。

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及加工水平低的产品加工贸易不再符合国内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策转向催促着企业尽快升级转型以适应时代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历史帷幕慢慢落下。2010年，几度挣扎和深思熟虑后，叶东强拉灭了厂里最后一盏灯。

■对话

原惠东华新丝花厂厂长叶东强、工长温好儿：

“创造外汇是我们的时代使命”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既见到了叶东强，也见到了老照片中站在他旁边的人——原惠东华新丝花厂工长温好儿，在和他们的谈话中，一个时代的记忆被重新找回。

一年为厂里节省60万—90万元电费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40年来，丝花厂从创办到辉煌到最终关闭，这个过程您有什么感想？

叶东强：时代不同，使命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急需外汇，国家的外汇处于半流通状态，通过兑换的外汇券可以买到先进的物资及设备，如自行车、缝纫机等。我们丝花厂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可以快速挣取外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铺垫基础，这是我们企业的历史使命，我们为此而骄傲。

南方日报：据说当时您在节约成本方面很拿手，如何做到的？

叶东强：我是电工出身，加上我是领导，有很多机会创新用电的方式方法，最主要根据用电情况合理设计使用不同功率的变压器，避免出现“大牛拉小车”现象，既为国家节约电力，也节省企业的用电成本。此外，电线大小也要匹配，减少电线发热导致的损耗和不安全因素，也是节省用电成本的窍门。原来厂里一年约要300万元电费，用这个方法可节省60万—90万元。

依然奋斗在法律援助第一线

南方日报：听说您有人大代表、律师、环保爱好者等多种身份，目前还在继续工作，主要做些什么？

叶东强：我做了多年的人大代表，很多提案都记不起来了，如压缩乡镇机构、撤销广汕公路陈塘收费站、取消企业用电按金、建设盐州镇与黄埠镇跨海大桥等，这是作为当时惠东最大企业来说应尽的责任。

年轻的时候我考了很多证，如律师证、营养师证等，现在可以发挥余热多做点事情。我现在主要做律师工作，接一些法律援助的单。我也是忠实的环保爱好者，把各种动植物油脂提取出来做实验，看哪种效果更好，如作肥皂用的话，猪油硬化效果最好，食用而言，阿麻子油效果最好。现在家里用的沐浴露、洗衣液等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人们"挤破脑袋"想进厂工作”

南方日报：相比其他工作，当时丝花厂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温好儿：那时丝花厂很难进，工人多、岗位少，待遇较好。当时我姐姐在机关工作，每个月工资是20—30元，我刚到厂里工资就有60—70元。1983年我成为工长，工资涨到120元/月，是其他工作的几倍。另外，进厂工作的人都可以领到县政府盖章的工作证，相当于现在公务员的身份。有很多人托关系、挤破脑袋想进厂工作，还要按顺序排队。

其实，得到了工作也并非一劳永逸，港资企业管理制度非常严格，经常有从香港过来的专家组织人员培训，工作必须依照规定流程执行，而且实行上下班“打卡”制度，当时来说是个辛苦活。

南方日报记者乌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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