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惠州高僧与禅宗兴起 第28期
随着佛教的发展，惠州本地僧众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如智敫、怀迪和石头希迁等，就是隋唐惠州僧人的佼佼者。
循州僧人智敫初为循州平等寺僧，南朝梁武帝时天竺僧真谛来华，寓居岭南几十年，以《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为宗旨，创岭南“摄论俱舍派”。智敫接传真谛衣钵，率众僧尼“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不断绝”。广州刺史任命智敫为僧正，管理广、循两州众僧。越五年，智敫解僧正之职，返循州道场寺讲述《摄大乘论》，得法者二十五人，直至仁寿元年（600）病卒于本寺。
怀迪，循州（惠州）人，早年入罗浮山南楼寺（即延祥寺）求法，学习佛教经论。因罗浮山位居岭南中部，很多进入中原传法的梵僧寄寓于此，怀迪虚心向梵僧学习梵文梵语，造诣颇深，成为一位著名的译经专家。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梵僧菩提流志在长安翻译《大宝积经》，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成书一百二十卷进上。唐玄宗闻怀迪之名，召他进京对此经进行论证，事毕南归。唐玄宗开元年间，怀迪在广州遇到梵僧般刺密缔（中文名极量），他从印度带来一箱多罗叶经，请怀迪帮助共同翻译。怀迪笔受经旨，缉缀文理，成书十卷，以《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名之，并由朝廷南使带入京师。《楞严经》译出后，成为中土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和禅宗的一部重要经典，对岭南乃至全国的佛教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初诸帝崇佛甚虔。武则天当政时，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伪造《大云经》，以经中“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等语作为武氏的“受命之符”，上《大云经疏》劝进。武则天当上女皇后，即改元为 “天授”，于“天授元年（690）十月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诏令一出，全国各地纷纷修建大云寺，位于惠州水北 （今江北）的大云寺大约建于此时。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2），为了炫耀“开元盛世”，诏天下各州择一祠宇最壮、象设最严、制度最古的佛寺赐名开元寺，惠州舍利道场遂赐名开元寺，奉安睿宗皇帝御容。此时罗浮山又增建了不少佛寺。罗浮山本是道教圣地，被佛教占去半壁江山，自然引起佛、道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唐武宗会昌年间诱发一场佛教的“会昌法难”。
事情的起因，是入唐后佛教的迅速发展，至唐武宗时全国可统计到的佛寺就有四万四千六百多所，比周武宗灭佛时还多出三分之一，致使唐王朝难以承受。为此，唐武宗在御用道士赵归真和罗浮道士邓元起、轩辕集等策划下，于会昌五年（845）下诏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大规模灭佛。这次佛教的“会昌法难”共毁佛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佛教常住之寺）、兰若（佛教徒和居士净室）四万余间，还俗僧尼二十六万多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国中所有大秦寺、摩尼寺一并撤毁，致使京城七十多名女摩尼无从栖身而一起自尽。
邓元起和轩辕集原是罗浮山道士，对佛教在罗浮山与道教平分天下耿耿于怀，故在这场灭佛行动中表现非常积极。会昌灭佛第二年唐武宗崩，唐宣宗立，又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杖杀御用道士赵归真和罗浮道士邓元起，将轩辕集赶回罗浮山。经过这次会昌灭佛，中国佛教诸宗派日趋衰落，但由六祖惠能创立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却独步天下，欣欣向荣，此后惠州的佛教基本是禅宗天下。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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