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十三团起义前奏: 曾天节:潜伏20年

河源日报 2018-10-28 07:20

1949年6月3日《大公报》报道《曾天节首举义旗》的消息。河源红色文化系列报道31

1949年5月,东二支队与保十三团在东源县蓝口镇咸水塘村的谈判,是老隆战役和老隆解放的一个关键节点。因此,2009年,当年谈判主角之一的郑群,应邀为咸水塘新屋仔写下“谈判旧址”四个大字时,激动得双手禁不住地颤抖。

保十三团起义,对粤东一带的解放,可谓有着“定鼎之功”。曾天节起义后,通过保十三团电台向全国发布了起义通电以及由他与吴奇伟、李洁之、肖文、魏鉴贤、蓝举初、魏汉新、张苏奎8人联名写的《我们的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通电与宣言,震撼了国民党的人心,动摇了国民党在华南的政权基础。毛泽东与朱德向保十三团等粤东起义部队发来了贺电。共产党领导的香港《华商报》五月十八日刊发社评,称这次起义“使南下大军与华南人民解放军的距离大大缩短,使华南解放区空前的扩大和巩固,使粤赣湘边与闽粤赣边在广阔地区上完全连成一片(在此之前只有走廊相通)……”

文/图本报记者凌丽

曾天节自荐出任保十三团团长

1947年后,在国内各个战场上,解放军已扭转了战争局势。在广东,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的广东武装斗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挽回颓势,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接任张发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省主席和广东省保安司令,掌管军政大权。他以黄镇球为助手,任黄为行营副主任和保安副司令。

宋子文、黄镇球到广东后,积极加强武装,将原来的广东保安部队重新整编,同时新建五个美式装备、甲种编制(每团3200人)与正规军一样的保安团,简称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团。同时调集在广东整补的国民党正规军共十多万人,作为保广东“安全”的军事主力。

广东省保安十三团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惠州成立。时任广州行营少将高参的曾天节,趁张发奎失去原有官职失意之时,向他表示关切与同情,趁机提出自己想带兵,要他跟黄镇球推荐。张发奎正是心情低落时,看到老部下这般关心,感动之余,便慨然答应了。

于是曾天节出任保十三团团长。此时,其已在国民党部队待了近20年。按曾天节自己的说法,是“潜入”敌营近20年。这时一旦掌握了兵权,他便想着要连兵带弹药回“老家”(共产党阵营),再对国民党反戈一击(曾天节《老隆武装起义概况回忆》)。

曾天节20年“身在曹营心在汉”

按曾天节的自述,他早在1926年就在广州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因反对该校孙文主义学会,1927年“四·五”事变前夕即被迫离开该校,从此便把原名曾志文改为曾责,转入广州进行地下斗争活动,并于此时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随即,组织上派他回五华,又改名为曾勣,跟着古大存搞农民武装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桂系军阀黄旭初部在兴梅地区大肆搜剿共产党员,党和革命的外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初,曾天节患上严重肺病,咯血不止,组织上决定送他去兴宁治疗,并兼顾兴宁、五华边区的工作。

在兴宁时,曾天节与组织失去联系,身份被人察觉,他被迫将“曾勣”之名改为“曾天节”,从此再未改名。

1928年4月,曾天节随亲戚钟耀光(旧四军在五华潭下战役中被粤桂军阀所击败掉队的卫士),北上山东潜入旧四军工作。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曾天节,想在旧四军中找到与他一样潜伏的共产党员,但经过长期探寻,只发现个别参加过南昌、广州、五华暴动的人员。

1938年十月一日,广州为日寇所攻陷。在撤退中,由于兵荒马乱,粤汉铁路、北江航运阻塞不通,曾天节便由德庆经广州投奔粤北连县,途经清远,专程谒见了古大存,“犹如(在)黑夜见到曙光”。

那时,曾天节在国民党军中已取得一定地位,他怕古大存遭遇意外,一路护送古大存由清远取道阳山水口、英德至韶关,沿途殷勤汇报别后情况,后来还护送他到衡阳前往桂林。不久,古大存又回到南雄、始兴、韶关,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在这一路上,曾天节一再要求跟古大存北上工作,但古大存认为,曾天节已在国民党取得上校地位,一旦获得带兵机会,至少可掌握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在将来会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他力嘱曾天节要继续潜伏下去。

和曾天节一样,在这次起义中,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魏鉴贤,也是个多年“卧底”,二人是多年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同志,大革命失败后,又一起在国民党第四军中工作多年,彼此都期望有朝一日能掌握到武装力量“重返老家”(魏鉴贤《粤东起义回忆》)。

“卧底”的日子不好过。广东省保安处长吴廼宪怀疑曾天节是异党分子,经常对他打击排斥,他只得离开广东辗转到柳州,凭借旧四军的老关系,张发奎委派他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不久兼任该战区特训班(对内称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主任,和胡志明一道搞越南革命工作。

在此期间,曾天节与左洪涛,杨应彬、何家槐等接上了头。左洪涛是曾天节在黄埔军校六期的同学,相见时,他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张发奎处工作,实际上是该战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左、杨、何等被迫相继离开广州行营。曾天节前往左洪涛家中话别送行,说:“希望您先行一步,我跟着就来,请注意联系。”

1947年冬,在保安司令部举办的训练班期间,曾天节当队长,刘勉当副队长,二人时常谈论革命形势。曾天节因过去在五华县参加过农民革命运动,便对刘勉说:“对我过去的历史,不要和别人谈。”

对曾天节的“卧底”,古大存一向是清楚的。因此,在1949年4月,方方向古大存询问魏大杰、曾天节历史问题时,他是这么说的:“魏大杰、曾天节在大革命时在五华工作过,是我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外地投国民党军队做事,未破坏其所知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我在粤曾与他二人见过,表示还好,彼等在邹洪部任团长、大队长,是复兴分子,据说是为饭碗之故。彼等在保安队中联系很广,起义要准备得好,时机选择适当,是可利用的颇大的力量(《粤赣湘边区革命史料》)。”

蓝口周围的军事势力

曾天节长期做军事教育,正是古大存电报上说的“彼等在保安队中联系很广”,在人脉上很有优势。新成立的五个保安团,于1947年10月先后设干部训练班,培训班长以上干部。宋子文兼主任,黄镇球兼副主任,五个团长分别兼任中队长。营、连、排级干部允许由各团长自行物色。曾天节的旧部和学生众多,不但可以满足己团所需,还可以填补团干部的不足。训练两个多月结业,各团宣布成立。曾天节和魏鉴贤联合向上级提出建议,把保安十二、十三两个团分驻于东、韩两江,表面上说是便于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另有目的,结果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

1948年1月,保十三团在惠州成立。团长为曾天节,刘勉当副团长,走马上任后,立即派人至汕头、韶关、惠阳等地区和广西的桂林接收新兵,由一月开始,至六月完成任务,总共接收新兵3200多人。在此期间进行新兵教育训练工作。

同年九月中旬,保十三团由惠州移驻惠东县三多祝。10月上旬,由三多祝调至河源县蓝口镇。

蓝口镇位于东江东岸,溯江东上的龙川县老隆镇,驻有保四师部和保安第五团的500人,保五团主力驻东水、彭寨一带,蓝口下游60公里的河源城,驻有一九六师。

蓝口西北的忠信圩,距蓝口约五十公里,驻有保安第一团;蓝口西岸的上莞,距蓝口三十公里,系中共粤赣边第二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保十三团到蓝口后不久,即1948年12月,河源县人民政府在上莞成立。

手里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曾天节常常夜不能寐,总想着两件事:一是如何掌握好这支部队和继续巩固扩大这支部队;二是如何尽快争取党的领导,准备起义回“老家”。

确认过眼神,是党的人

同样老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同一个问题的还有保十三团副团长刘勉,保十二团团长魏大杰、副团长魏汉新以及魏鉴贤等,还要加上一个国民党重要官员,那就是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的吴奇伟。

保安十二团团长魏大杰,是曾天节的“双料”同学:五华县中学和黄埔军校同学,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和广州暴动,失败后回五华,曾在古大存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组织,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时,曾天节护送古大存赴韶关途中,到英德找过时任保安第七团团长魏大杰,在聊天中,曾天节认为他“头脑还算清醒,对党对革命尚有一定认识”。

有这样的关系,曾天节认为,魏大杰是可以争取的。

另一个在国民党部队的魏鉴贤,也是曾天节的多年密友。1927年夏,魏鉴贤以国民党十八师连指导员的身份与五华梅林苏区党组织联系过。在旧四军时,曾天节四处找寻“同志”,就留意过他,后在广西柳城才由张发奎介绍认识,成了好友,常常密谈带上军事力量“回老家”的事。

而魏鉴贤又多次和吴奇伟谈过离开国民党投奔共产党的话,吴奇伟总是沉默不语。

魏鉴贤是吴奇伟的老部下,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吴奇伟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派魏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就任未及一年,吴即离职到徐州就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魏鉴贤也于1946年6月摆脱局长职务,离开湖南到南京养病。

1947年春,魏鉴贤在徐州见到吴奇伟,吴在苏北与新四军作战失败后消极苦恼,魏劝他辞去绥署主任职务,到广东去谋取适当职位,掌握一部分实力,将来投靠革命。1947年4月间,吴奇伟离开徐州绥署到了南京,与魏鉴贤同在南京汤山养病,住了几个月,谈了许多事情,多次提到弃国投共的话,他总是缄默不言,不点头也不摇头,吴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还是能猜出一二的。

最先确认过眼神的是曾天节与魏鉴贤。1948年4月间,曾魏二人在曲江见面,商谈准备起义的事情。曾告诉魏,他已掌握到一团美式装备的实力,他要认真训练好这支部队,充实装备,争取调到岭东兴梅地区去与魏大杰团靠在一起,利用岭东地形熟悉、人情广泛的有利条件,较好行事。——后来此事成了。

“谋喻计划”半道夭折

1948年10月中旬,保十三团在惠阳训练完毕,即开赴东江上游的蓝口地区执行“剿共”任务。由于通讯不灵,虽与香港分局建立了领导关系,但曾天节还是不得不与当地游击队发生冲突。甚至与边纵取得联系后,因顾虑泄密,仍不能避免彼此间的冲突,互有伤亡。曾天节没法,便下令休整部队,并发出“没有命令不准出击”的训令,这样冲突才基本得到控制(保十三团与游击队的冲突与战斗可见本系列报道第27期)。

当保十三团进驻蓝口时,曾天节惊悉保十二团团长魏大杰被宋子文撤职,换上了汕头“剿总”喻英奇的死党刘永图,五个“王牌”保安团团长已被撤换了四个,只剩曾天节一人。

12月,宋子文的广州署主任之位由余汉谋接任(余到广州后广州行营改称广州绥靖公署),薛岳接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不久,曾天节接到汕头“剿总”喻英奇反对薛岳的通电和邀他到汕头与张炎元会商的电报。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内讧可以利用。怎么利用呢?曾天节和魏鉴贤商量了很久,定下4个计划:

一、亲自到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汇报并请示起义工作;二、利用蒋帮特务与旧四军系统的矛盾,向薛岳献计暗杀喻英奇,取代他的职位,夺取他的武装力量;三,向薛岳建议,争取恢复魏大杰保十二团团长职务,这样有利于扩大起义力量;四、争取吴奇伟加入起义行列,这样就有利于扩大起义影响。

1949年3月,魏鉴贤引着曾天节去见薛岳。曾天节故意大骂喻英奇,薛岳频频点头。于是曾天节几天后献上杀喻之计,大概内容是:喻英奇在潮州跋扈嚣张,夜郎自大,如不翦除,将是主席未来的大祸根。杀喻之计,首先把他的武装部队夺取过来,将喻英奇的死党新任保安第十二团团长刘永图撤掉,派魏大杰回该团任团长,然后以曾团为主,会同魏团,利用喻英奇检阅部队或其他机会,把喻杀掉。

薛岳看了这个计划,突然说杀喻计划暂不能实行,魏大杰回任团长的事,也得先与余汉谋商量后才能决定。

曾天节只得揣着这内幕,以游玩者姿态偕爱人何碧芬乘火车赴香港,魏鉴贤则乘船分道赴港,去见了饶彰风,并通过他见到了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表示了起义的决心,并初步拟定了起义宣言,即1949年5月14日在粤东发布的《我们的宣言》。

吴奇伟痛哭后同意起义

1949年3月的一个晚上,曾天节、魏鉴贤、肖文三人同去旧四军系统头面人物吴奇伟将军家,在他家三楼一间小书房里,四人团坐细谈,谈至深夜。谈至深处,吴奇伟两眼通红,泪流满面,最后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齐起义。

随后由曾天节与吴约定通信密码,并请他和肖文注意曾天节、魏鉴贤到粤东后的行动,保持警惕,相机行动。

5月2日,曾天节、魏鉴贤、魏汉新的代表魏正明、蓝举初的代表李昌庆先后来到兴宁,与梅州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兴宁县长陈郁萍商量联合起义有关事宜。

至此,粤东国民党部队联合起义,已是势在必行。

主要参考资料:《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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