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北宋始种小麦 作者：何志成

入宋前，惠州主要粮食生产是水稻。1917年，有学者在罗浮山麓至石龙平原一带发现野生稻；1926年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在广州市东郊发现了野生稻、并用野生稻育成新品种；1980年，有关科技人员在惠州古塘坳、梅湖、汝湖、三栋、河南岸、小金口等地也发现野生稻资源，其中小金口白石村野生稻最多，面积最大。因此，水稻的种植，在岭南及惠州地区旳古越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入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随着人口大量增加，粮食需求旺盛。为了增加粮食供给，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而惠州大规模种植小麦，是在北宋治平年间。

据《岭南科学枝术史》记载，早在唐朝，广东就开始种植小麦，但由于气候、地理、技术各方面原因，所种小麦苗而不实，没有成功。入宋后，随着中原人口的南迁，增加了对小麦的需求，同时也带来种植小麦的技术。加上小麦秋种夏收，既较省力，又可缓和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粮食匮乏矛盾，故北方人喜爱的主食小麦开始在岭南广泛种植，以备水旱之灾和满足社会各方面人员需求。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载，见于郑侠所撰《西塘集》卷三：“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两麦（大麦和荞麦）之类，盖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

这位“陈文惠公”就是陈偁。陈偁字君举，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北宋秘书少监陈世卿的儿子。天圣八年（1030），陈偁年仅16岁就高中特奏进士；20岁袭父荫补太庙斋郎，先后出任漳州司法参军与知县、知州等职。宋治平三年（1066）任惠州知州，有德政，惠州人把他在西湖北岸所筑的平湖堤叫陈公堤、拱北桥称陈公桥。他与北宋咸平年间在惠州当过太守的陈尧佐一样，死后被谥文惠。陈偁任惠州知州期间，注重经济民生，劝民耕稼，大兴水利。他在丰湖筑堤捍水，延袤数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上，鱼利悉归民。遇大旱，又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民赖其利。陈偁走后约三十年，苏轼游博罗香积寺，已见说路上“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不住用“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达小麦丰收在望的内心喜悦。苏轼在合江楼眺望水东白鹤峰时，也写下“小邑浮桥外，青山石岸东；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的诗句，说明水东街宋时是一片麦田，大面积种植小麦并获得成功，纠正了所谓“水东街创建于宋元丰年间”之讹。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惠州总户数61121户，其中主户23365户，客户37756户。客户已占惠州总户数的61．8％（按当时的“客户”，主要指外省、外县、外乡移居本地的佃户和“射耕人”，而不是入清前后由赣南迁入惠州的客家人），如果再把大量为逃避官府赋税而没有登记在籍的“逃户”计算在内，比例还会更高。陈偁教惠民种小麦，并获得成功，无疑为宋代惠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粮食供给。直至清末，小麦在惠州还在广泛种植，继续发挥其粮食供给作用。据晚清洋务大臣丁日昌所撰《由羊蹄岭至三多祝圩将近市矣即目》一诗其中，就有“趁墟人散颜犹醉，打麦农归路亦香”之句，反映出清末时期惠东山区农民种植种和收获小麦之盛况。

对于《惠州太守陈文惠公祠》中“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所说的“南津”，就是今本地人所称的“麦地”，也就是今南湖至麦地路之间的哇地和坡地。“麦地”一名，是惠州最古老的地名之一，至今相袭沿用已一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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