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后继洒热血不屈不挠著功勋 在高潭20多年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历史中涌现出大批不怕牺牲干革命的仁人志士
百庆楼内的陈列室。
中洞革命纪念广场
纪念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特别报道
人物篇
我们即将迎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纪念日。
我们必须牢记，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偏僻的高潭山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掀起了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热潮，为民族的解放与新生，为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那段荡气回肠的峥嵘岁月，无数共产党员先辈和革命先烈，都无愧为誓言的践行者和信仰的坚守者。他们以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高潭二十多年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历史中，也涌现了许多这样的仁人志士。
英烈的功勋彪炳史册，英烈的精神永垂不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在先烈的崇高革命精神的激励下，万众一心、勇往直前，以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的新成就、新业绩，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黄星南：高潭农民运动的最早发起者之一
1886年出生的黄星南，是高潭农民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共高潭特别支部、高潭区委成立后的首任书记，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首任主席。
清朝末期，高潭山区一带兴起“三点会”，劫富济贫对抗朝廷，年轻的黄星南也加入其中。后来，因清政府镇压，黄星南被迫远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做苦力。在南洋的时候，他跟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1922年秋开始，已回到家乡的黄星南，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宣传发动下，带领农民兄弟们在高潭展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3年，在彭湃指导和海丰农会帮助下，黄星南带领高潭革命群众着手成立高潭农会。4月25日，高潭水口乡蔚起山房 （学校）的空地上搭起会场，会场大门口张贴红色对联：“革命锄开平等路，农民劈出自由天”。会场正中央悬挂着鲜红的农会犁头旗，两旁张贴着大副对联：“宁为奋斗死，不为妥协生。”大会吸引了数百群众参加，当黄星南宣布成立惠阳县第三区 （高潭）农民协会时，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的农民们，在农会干部带领下，喊出了积聚在心中已久的声音：“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团结起来！”
之后，党不断加强对高潭农民运动的领导。1925年夏，中共高潭特别支部成立，黄星南任特支书记。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黄星南被选为主席。1929年2月，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失陷后，黄星南执行党组织决定，分散到揭西隐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2年5月2日，由于长期劳累过度，黄星南因病去世，时年56岁。
在高潭建立农会组织和武装革命斗争中，黄星南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和指挥作用。据有关资料，黄星南的儿子黄竞辉曾回忆，高潭区农会成立初期，武器装备非常匮乏。黄星南买了三支枪并找来几支粉枪（老式前装枪）配备给农民自卫军。在黄星南的带领下，高潭区农会纪律严明，就算是自己的亲戚违规犯法，也会严惩不贷。
1925年，陈炯明的一股势力流窜到高潭，准备经由高潭前往紫金。黄星南接到报告后，带领着农军大队前往杨梅水阻击打埋伏。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农会的武装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为之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黄子琦：有勇有谋的高潭农会“笔杆子”
1898年出生的黄子琦，是最早跟随黄星南加入高潭农会组织的一员。黄子琦出生在高潭水口，幼年在蔚起山房读私塾，品学兼优。1922年，彭湃从海丰徒步来到高潭，点燃了革命火种。黄子琦跟着黄星南、杨国辉、张佐忠等人一起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并参与制定《农会宣言》。
1923年春，高潭区农会在黄子琦的母校蔚起山房宣告成立。墙上的“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宜同心，宜合力”“不劳动，不得食”等标语都出自黄子琦之手。
1925年，中共高潭特别支部成立，黄子琦是高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在1927年5月的高潭企潭缺保卫战中，黄子琦和罗炽卿在路边、在墙上书写了大量标语，给农军战士加油鼓劲。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达高潭中洞，黄子琦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标语，欢迎这支部队到来。当年11月，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大会上，黄子琦把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挂在主席台上方，并写下了“拥护苏维埃”等标语。
在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黄子琦负责宣传工作，着手起草《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没收分配土地》等各项决议案。在1928年高潭区反“围剿”失败后，黄子琦远涉马来西亚。1952年，黄子琦回到故乡，于1953年在家中病逝，享年55岁。
黄子琦不仅是高潭农会的“笔杆子”，还是一名有勇有谋的领导者。在高潭，至今还流传着黄子琦当年策马退敌的故事。1923年冬天，紫金的一位大地主在高潭有大量土地出租，他带领100多人马前来收租。黄子琦眼看来不及组织队伍抵抗，便急中生智，连忙把农会旗帜插在高高的山头上，并牵来一匹枣红马，左手拿着洋号使劲吹，肩上挎着枪，策马奔驰在水口村的路上。冬雾缭绕，尘土飞扬。地主武装见此情景，不知虚实，以为农军早有准备，吓得急忙逃回紫金。黄子琦此举颇有三国时期张飞长坂坡退敌的风范，一时传为美谈，口口相传至今。
黄子琦是高潭革命斗争的宣传鼓动者和践行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谢锡灵：敌人威逼不屈服，牺牲时年仅26岁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中，不少仁人志士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第二任主席谢锡灵就是其中一位。
1923年高潭区农会成立时，谢锡灵只有17岁，区农会就在他家隔壁的黄家祠办公。谢锡灵有机会和农会领导经常接触，这启发了他的革命意识。当时还在学校念书的他，就积极动员伯父和堂兄参加农会。
同年离开学校后，谢锡灵到乡农会任秘书。文化水平较高的他，对革命道理理解比较深刻，加上他通俗易懂、绘声绘色的讲解，使很多农会会员懂得了农会闹革命的真正目的。他也深得黄星南、张佐忠、黄子琦等农会干部赏识，后调到区农会任秘书。
中共高潭特别支部成立后，谢锡灵第一批加入了青年团，并当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1926年3月29日，彭湃、阮啸仙、黄学增、罗绮园、杨其珊、朱观喜、何友逖等来高潭视察工作，阮啸仙还特地找谢锡灵询问青年团工作，并送给团支部《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刊。进步书刊的熏陶让谢锡灵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当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谢锡灵任政府秘书，并当选为高潭区青年
团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谢锡灵在家人的劝说下，带着妻子出走揭阳河西，妻子不幸在途中失散。他只好折回海丰改名换姓，扮作雇工给人收割冬禾，后在当地民团“清乡”时被抓到了县城。家中堂兄知道后，东借西凑了100多块银元才将他保释出来。
谢锡灵回到高潭时，房子已被民团烧毁，邻近各村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这更加激发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坚定了他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他不顾家人再三劝阻，连夜急奔中洞，到岩石一带寻找红军，后在高潭的深山密林中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10月，红军收复了高潭圩，区苏维埃政权得到恢复。24岁的谢锡灵经组织讨论决定，挑起了第二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担。
1930年秋，有一次敌人偷袭，谢锡灵在反围捕战斗中受伤，行动不便，由朱远平暂时代理主席。1931年春，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干扰，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退出圩镇，转入地下活动，谢锡灵和另外两人隐蔽在石船山中。因跟随的两人叛变，谢锡灵不幸被民团抓捕。
民团把谢锡灵关押在高潭圩的一座临时监狱里，妄图从他口中获悉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情况。谢锡灵咬紧牙关，不向敌人透露半点实情。20多天后，民团将他押往高潭下圩埔杀害，当时他年仅26岁。
戴焕其：富家子弟投身革命慷慨解囊
清末民初，高潭中洞有一户豪绅，哥叫戴林仕，弟叫戴梅。他们家拥有中洞40%的土地，年收租达2000多石，在海丰还设有商号、在高潭开有染坊，可谓是大富之家。戴梅还在高潭建造了“豪宅”百庆楼和百祥楼。
戴焕其正是戴梅的长子。这位出身富贵的 “公子哥”非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在外地求学期间学习并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进步思想。回乡后，戴焕其子承父业，负责主持家里的事务。不过，与当时的土豪劣绅相比，心地善良的戴焕其大有不同。他十分同情农民，并同黄星南、罗炽卿等人来往甚密，志趣相投，一起参加了晚清的反清组织“三点会”。
高潭各乡的农会相继成立，戴焕其担任了中洞乡农会的财粮委员。他慷慨解囊负担了开展农会活动和开办贫农子弟学校的费用，并以身作则带头减租减息。1926年春，经黄星南介绍，戴焕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洞负责人。
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海陆惠紫的农民革命武装在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开展武装暴动，但受到重创。受挫后，黄星南、张佐忠率领的高潭农军，刘琴西率领的紫金农军，林道文率领的海丰农军相继转移到了中洞。当时，只有900多人的山村面对各路农军的到来，食宿问题相当突出。戴焕其做通全家人的思想工作，将百庆楼和百祥楼两座大宅腾出来，百庆楼给各县农军和农会作办公场所和主要负责人的住所，百祥楼则作为各县农军和农会的财物贮藏之地。他还将农军分别安排到各座大屋住宿，拿出家里的粮食供农军食用。随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东江革命委员会以及由南昌起义部队整编而成的红二师也入驻百庆楼；百祥楼则成了红军的军需处。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些政策法令难以实施。戴焕其带头将自家的田产地契和借据在百庆楼前当众烧毁，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戴焕其还腾出自家的湖山书舍办起了东江特委印刷厂；动员肖家、丘家族人腾出祠堂，办起了红军医院和红军俱乐部。1928年3月，
国民党派重兵“围剿”中洞。激战期间，戴焕其除组织军民转移物资外，还下令将来不及转移的物资烧掉，并将印刷厂、服装厂的设备破坏。他却因走迟了一步而被敌人枪杀于坳下村的稻田里，时年46岁。
妇女解放协会：巾帼不让须眉干革命贡献大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在高潭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25年夏，随着农运高潮的兴起，高潭区建立了区妇女解放协会，全区24个乡都成立了乡妇女协会。自此，高潭妇女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号召 “诸姑姐妹齐觉悟，努力争转（回）自由权”，并积极支援革命斗争，迎来了劳动妇女的出头天。
1927年11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通过了 《妇女解放问题》决议案，用法律的形式提高和保障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协会一方面处处按照决议案做好妇女解放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战斗中，她们克服重重困难挑水担饭、运物资、挖地道，平时主动参加红军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工作，还组织慰劳队、洗衣队到部队驻地慰问，送饭洗衣送温暖，极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成为前线指战员可信赖的坚强后方力量。
在武装斗争中，高潭妇女也表现英勇，巾帼不让须眉。1928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海陆丰、紫金、高潭等地苏区，在反“围剿”斗争中，高潭水口乡12名女赤卫队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向进犯的200多敌人发起冲锋，并在后续赶到的赤卫队员支援下，击溃了敌人，保护了乡民的生命财产。12名赤卫队员中，有高潭第一名女共产党员江梅，被捕受尽酷刑后被枪杀；有为了保护革命力量，牺牲自己亲生骨肉的江丙、吴嫂、陈二等三位母亲；有为了掩护苏区队员转移，被捕后宁死不屈惨遭杀害的江连香；有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就义前慷慨喊出“我要革命到底！生也要红，死也要红！”的刘罗氏。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妇女烈士。她们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洪流，在高潭长达20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泔溪五人支部：不屈不挠坚持隐蔽斗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潭泔溪五人支部的故事，无疑是对这八个字的鲜活诠释。
朱远平、朱正光、钟蔚强、钟金娘、钟李仁5位党员（以下简称“5名党员”）分别在1926年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时而公开战斗，时而隐蔽潜伏在深山和民居之中战斗。
1927年，高潭泔溪乡成立泔溪支部，共有党员25人，上述5名党员均属该支部。1933年，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广东省委领导机关屡遭敌人严重破坏，全省党组织机关被迫停止活动，高潭革命斗争也进入了最低潮时期。很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不少人由于身份暴露而选择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泔溪支部也有多名党员牺牲或失去联系，以朱远平为支部书记的泔溪支部仅剩下上述5人，因此被称为“泔溪五人支部”。
1933年夏到1939年秋期间，泔溪乡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5名党员仍一致决定隐蔽在泔溪牛栏窝一带坚持地下活动，并设法秘密寻找上级党组织。他们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只要坚持下去，跟着党走，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共同决定：坚持隐蔽在泔溪乡的深山之中，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严守机密，不出击，秘密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这最艰苦的六年里，柑溪五人支部坚持隐蔽斗争。朱远平先后4次化作商人到惠阳淡水、揭西、香港等地寻找党组织，尽管都没有结果，但带回了大量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在朱远平外出期间，朱正光留守家中收集内部情报和进行联络；钟蔚强一方面收集情报，另一方面为朱远平出外寻找党组织筹集资金。钟李仁和钟金娘则留在深山里,以伐木烧炭为生，并照顾其他党员同志的家眷。5位党员始终相互信任，团结向党，忠实践行了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1939年秋，上级党组织派黄琴到高潭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泔溪乡党支部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
泔溪支部5名党员先后参与了高潭农民运动、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及多次反“围剿”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他们本人及家属从没有向党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认为，泔溪支部的5名党员，是千千万万普通党员的缩影。他们内心的信仰，来自于自觉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并用矢志不渝的忠诚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潘高耸 通讯员黄建辉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王建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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