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红色文化系列报道 抗战时期龙川革命活动蓬勃开展

■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主要领导人：（1946年5月摄于香港）组织部长钟俊贤（左上）、 青年部长卓扬（中） 、宣传部长黄中强（右上）、 特委书记梁威林（左前） 、武装部长郑群（右前）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

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

在龙川老隆水贝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1人担任区长、1人任县参议院议员，9人任乡长，10多人任保长。

文/图本报记者凌丽制图/阿平

壹

后东特委在龙川

1941年2月的一天，老隆镇水贝村（现属于附城镇）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合面屋里，有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议事。

“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他们选举出书记梁威林，组织部长张直心，宣传部长饶璜湘，青运部长李汉兴，妇委书记徐英，组织干事钟俊贤，以红庙、黄氏大宗祠为机关驻地。

蓝训才调任粤北省委驻老隆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以水贝黄氏大宗祠内开办的“星光染织厂”经理身份，与后东特委领导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后东特委成立后，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同时撤销。

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7月，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员会，领导五华、和平、龙川3个县的党组织，其领导成员大部分在龙川各地乡村学校，以教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翌年9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辖区范围扩大至7个县。此时，恢复中共龙川县委员会。1940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

1941年2月得到中共粤北省委指示，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中共后东特委。

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为8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还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边境地带。虽有一段时间其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其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后东特委存在了6年时间，其成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据《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第四节《后东特委在龙川》介绍，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为保证南方党的工作能继续正常地进行，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原长江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任书记，副书记为张文彬。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东江特委撤销，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

黄氏大宗祠今仍保存较为完好，是一座建于清代、砖瓦结构的二进院四合院式客家建筑，占地面积约312平方米，1986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川县文物志》）。后特委迁至老隆铁场坑刘屋。

贰

地下党员在城里经商乡村教书

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难民纷纷逃往后方，大部分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1944年前后，国民党省政府机关迁到龙川后，当地商业渐渐地兴旺发达起来，佗城和老隆茶楼酒肆纷纷开张，小火轮也日夜航行在东江之上。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统治，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后东特派员选派党员骨干以经商来解决经济给养问题。

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级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认真贯彻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机会，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

副特派员饶璜湘留在龙川，在佗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饶璜湘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

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隆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进行异地分散隐蔽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些许利润解决供给问题。

为做好荫蔽工作，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作掩护，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在老隆，张修开办“新观明”旅店，丘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庚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均为党的联络据点)。黄用舒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驻地。梁威林、饶璜湘、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此外，尚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隆、文昌(莲塘)、茅畲、瑶涧、油塘、通德、北山围、育英、大塘、叶布、周亨、合路口、新径、丰稔、黄石、宝树、贝岭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

叁

国统区里的红色工厂

后东特委还曾经营过一个大的“企业”——“工合”，运营状态甚好，盈利颇丰。

“工合”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其所属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统称。组织“工合”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在合作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后来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合”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由于“工合”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使其有利于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

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下称工合)，并在老隆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招牌。从1941年2月起，“工合”归属后东特委领导。

运作良好的“工合”，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亦得以改善(但党员不发工薪，仅给非党职工以补贴)。

数易门市后，“工合”最终租赁了鱼行街一家皮枕店，店主之父系龙川县参议员。“工合”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合”免费印刷。

后来“工合”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等各式各样的印刷业务。生意大了，“工合”开始和当地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肆

文有《星火报》，武有兵工厂

1945年，因革命斗争需要，后东特委决定创办机关报，取毛泽东诗词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义，将报纸命名为《星火报》。

同年8月，后东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共广东省临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恢复1942年5月因“粤北事件”而“停止组织生活，分散隐蔽”的中共河源县委，派“粤北事件”后担任中共河源县委特派员的薛弼珊（化名江尚尧）担任河源县委书记兼后东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

此时，后东特委机关所在地已迁至黄村文秀塘。《星火报》报社设在南排寮，这是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山寨，四面环山，距文秀塘约两公里。报社的工作间设在紧靠寨子东南角的张华基家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子里。

“工合”曾为《星火报》解决过油墨、纸张等问题。作为地下党报，《星火报》起到了团结群众、发动人民武装打击敌人的作用。

除了办《星火报》以笔为匕外，后东特委开展武装斗争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在龙川紫市镇南拨寮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后东特委兵工厂旧址，现存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系土木结构二层建筑。1945年，后东特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上级指示，派一支小部队到今东源的黄村和龙川的南拨寮等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拨寮办起了一个兵工厂。当时，这个兵工厂有工人10余人，主要任务是制造子弹、制造土炸弹和地雷，修理枪械和架设电台等。

伍

勇为“白皮红心”革命者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从保甲长、区长到县科员以至个别县长)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南方局党史资料》，1986年）

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抗日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设于此。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9人担任乡长，10多人担任保长，担任过区长和县参议员的各1人。如叶惠南任瑶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隆泰乡副乡长，谢梅添任黎咀乡乡长，罗国青任紫乐乡乡长，黄中杰任登云乡副乡长，曾庆养、温振强廖武、曾开明、魏中强等任保长。他们均以“白皮红心”面目出现，并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时任一区(老隆)区长的黄用舒，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黄用舒的区长身份和特别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黄家和区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而安然无恙。同时，黄用舒还兼任国民党老隆电话所所长和税捐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

与此同时，梁威林一边在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一边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多居中间状态，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无恶意，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争取该乡乡长郑竹轩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至该乡副乡长及部分保甲长等，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完成了营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隆到韶关的艰巨转移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6月，梁威林和郑群还率部与国民党部河源警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叶少梅派员共同行动，在东江河古竹至秀埔河口伏击日军船队，激战一昼夜，将日军击溃，毙敌6人，伤敌7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4支、步枪7支、手榴弹40余颗、橡皮艇一艘。

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

陆

办学习班为革命“火上添柴”

对青年和干部的培训，是后东特委的一大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依据东江抗日后方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为各县党组织骨干举办各级各类学习班，进而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训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

1946年正月初六，刚刚在河源黄村崇伊中学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回家的黄琴，进屋刚放下行李，就被本屋的老共产党员黄亮找来谈话。黄亮叫他明天吃了早饭后，到宁山去参加青年学习班，并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讲。好奇的黄琴当即应允。

次日清晨，黄琴找到同村的张瑞南（后改名为张干），一起到永秀堂找黄中强的弟弟黄达明（即黄平），由达明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赶到龙潭村黄荣寿家，这里正是后东学习班。黄琴赶到时，已是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学习班主讲是黄中强，时任后东特委宣传部长。在两天的学习中，黄琴牢牢记住了黄中强所讲授的要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中国为什么要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学员要跟共产党走。钟俊贤作的党的人民群众路线报告，黄琴也听进去了。学习结束，深受鼓舞的黄琴在讨论报告时表示，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信心和决心，树立坚强革命意志。

后来，这批以龙川人居多的学员当中，很多人走上了红色革命道路（黄琴《东江后东特委举办青年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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