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世界级湾区美丽乡村的发展新路径
叶红
伴随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立足乡村振兴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双轮驱动的新起点,若要谈及乡村对于广州的意义、要主动寻求这座超大城市城乡等值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就必须以城乡融合为基本切入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正确认识乡村的价值,而不能用传统农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乡村,更不能就乡村论乡村。
在移动互联和智能化时代的背景下,分散的、远程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而后疫情时代又让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不再单纯以传统三次产业的产值来计算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不再只考虑农业产值对于乡村的作用,此时的农业和自然景观就变成了优质新型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景和载体。去年有一组关于生态系统产值(GEP)的数据印证了这样的认知,从化区作为广州乃至全省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其2019年GEP大约为1000亿左右,是其同期GDP的3倍多,在绿色发展维度获得高分。
探索“主动乡村化”寻求城乡等值融合新可能
“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发展路径,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国,同样不适用于新时代的广州。从我国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乡村所占的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我国的基建速度和基建水平近几年发展迅速,日趋世界领先,让城乡交流日趋密切;从文化传统来看,也更追求落叶归根,而乡村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根;从新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来看,乡村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化解了中国面临的多次经济危机。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一种跟乡村结合的城乡融合的城市化路径。乡村并不是最后的后花园,学界业界有的专家认为“乡村是低效率的社会稳定的载体,是城市最后的退路。”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敢发展乡村,甚至更加割裂城乡,加剧城乡二元结构。
为此,探索“主动乡村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从而去理解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为乡村发展的各项政策制定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和理论支持。“主动乡村化”,就是在继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主动构建乡村的新生态、新业态、新形态、新文态。其核心内涵包含了新型的城乡关系、清晰的城乡边界、多元的乡村业态、复合的乡村功能,其行动路径则需要协同实现资源数字化、技术现代化、村民多元化、治理新型化、生态产业化。
清晰界定有别于城市的乡村特征,是“主动乡村化”的关键。其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地景状态上,包括了建设形式、空间形态、周边的构成的环境要素,以及乡村的大地景观。乡村唯有保持低密度的和绿水青山相容的地景,才能培育良好的发展场景,提供高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主动践行生态新经济、绿色新文明,将使广州真正成为一座既有金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向全国乃至全球树立世界级湾区、世界级乡村的发展新标杆。
践行“四新”目标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
围绕“主动乡村化”应该着力推动新生态、新业态、新形态、新文态的“四新”发展。我们正在结合广东省正在大力推进的农房风貌整治等乡村建设行动,充分利用巨大的存量农房屋顶面积,探索“农房改造型光伏阳光亭”等一系列新能源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实践,推动乡村实现产业、生态、治理的多层面振兴,实现乡村振兴和能源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高度整合。
这些工作的持续践行既涉及政府公共财政的有效投入,也涉及引入适宜的优质企业和资本,最终都是为了给地方和村民留下优质的乡村资源,并将乡村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优质的、可以持续产生效益的生态资产。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区,重点在城市,亮点在乡村,乡村与城市的等值融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一旦下一阶段城乡资产的交易能够实现全面有序的互通往来,现在通过政府财政、社会资本在乡村做的任何一笔资金投入,都会在大量的后期发展中让村民获得回报,增加获得感。
乡村振兴与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于制度创新,不少方面还缺乏落地支撑的各项政策,包括缺少鼓励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的优惠政策,缺少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建设标准、规范。接下来,需要社会各界通过实践尝试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操作路径。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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