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兵戈一叶舟 故邱归死不夷犹抗战时期，史学大师陈寅恪前往广州湾，船上赋诗明志
开篇语
《名人与湛江》栏目今起开篇。常言道，山有仙则名，城有名人则亮。名人是城市的精神符号，名人资源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它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提升城市的历史文化地位，以及成为最有竞争力的旅游资源。
近现代历史上，从广州湾到湛江，湛江这座城市历史名人众多。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名人与湛江的故事，本报特地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史学博士、硕士组成，主持人由暨南大学历史系钱源初博士担任，希望他们的研究，给湛江带来更多精彩。
1942年，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从香港逃难进入内地，即是途经当时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陈寅恪与友人往来书信、电报、诗词等资料记述了这一段经历，这位史学大师为何来到广州湾？在广州湾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来探讨一下。
困滞香港拒绝日军利诱寻出路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时年85岁的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陈寅恪受到很大刺激，待处理完毕父亲后事，一家人离开北平，南下香港。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决定正式聘请陈寅恪为该校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1940年暑假，陈寅恪打算赴英国讲学，由于当时欧洲战局激烈，未能成行，只好留在香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通过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等人协助，1940年秋陈寅恪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困滞香港的陈寅恪想返回内地还是前往英国，都难以成行。陈寅恪在写给邓广铭的信中提及在港生活之困难。如果选择乘坐飞机进入内地，除了价格昂贵，而且不能携带行李，非常不便。从香港到广州湾有轮船通航，虽然运费也很贵，起码可以携带一点行李。同时又担心路途艰辛，且可能会被日军封锁。
1941年8月，陈寅恪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逝世，陈寅恪经推举接任系主任。仅过数月，香港沦陷，日军接管港大，陈寅恪立刻辞去港大职务，处境变得更为困难。
陈寅恪滞困香港期间“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更加危急的是，陈寅恪引起了汪伪政府和日军的注意，鉴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当时的伪港督、陆军中将矶谷廉介等拟聘请陈寅恪主持东亚文化协会以及审定教材，对此奴化教育和卖国行为，陈寅恪毅然拒绝。即使陈寅恪没有旅费离开香港也没有向种种利诱低头，只能在苦闷中继续寻找出路。
多方营救还清债务携眷赴广州湾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牵挂陈寅恪的安危，曾通过高廷梓咨询陈寅恪的情况。1942年3月，高廷梓给朱家骅回复说：“陈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朱家骅马上将此信息转告傅斯年，请求转知有关方面设法救济。
朱家骅打听到陈寅恪住址后，希望陈寅恪能够通过广州湾返回内地，他为此专门发一封电报给陈寅恪，朱家骅希望陈寅恪到达澳门或广州湾之后与其联系，并承诺寄汇相应旅费。
接到朱家骅的电报，陈寅恪决定“即携眷赴广州湾返国”，同时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急电汇两万元至遂溪麻章三元宫梁汝文女士代收留交”；第二是“乞电麻章海关及桂省长转饬盘龙关及沿途关卡军警特予保护。”时任广西省长黄旭初承诺沿途保护，使陈寅恪的返国旅途安全有了很大的保障。
至于陈寅恪向朱家骅提出汇款两万元的要求，朱家骅很快就去行动落实，分开三次汇出，“前已嘱高廷梓兄汇款一万元存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兄处，并嘱杭立武兄已于日前电汇赤坎汽车路十八号信义行陈乐素君五千元，兹再电汇五千元至麻章李浩年处”。朱家骅希望陈寅恪直接前往重庆，再次给陈寅恪打电报说：“麻章商务印书馆转陈研究员寅恪兄鉴：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方加紧进行，务希即日首途来渝。沿途军警盘查时，可即以此电证明。”此电报也可以作为身份证明应付沿途盘查。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在陈寅恪对外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多地设立分馆，广州分馆疏散到广州湾、韶关、四邑和澳门四处营业。商务印书馆的各地分馆与营业处成为战时通信、邮递和汇款的最佳选择之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曾说：“广州湾以法国租借地的微妙地位，与我国遂溪县的寸金桥仅隔一水，而由于广州湾的缓冲或其他理由，日敌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若干时日以前，还没有向那方进攻我国土地。同时，利之所在，广州湾的法国政府人员便有意或无意地为我国内流物资保留以方便之门。……因此，在一切可靠的运道都隔断以后，广州湾便成为一条最安稳的通路。”而且中央研究院和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因此通过商务印书馆往来联系较为便利。
陈寅恪自述，自从4月底得到朱家骅的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不能通汇，几限于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物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故偿还部分债务后，陈寅恪全家已准备好乘船途经广州湾返回“自由中国”。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曾在日记中记载，“早上接到陈寅恪先生写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之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从中可见陈寅恪对于寓居香港的复杂情感，而且一语成箴，余生并没再踏足香港。
感怀身世前往广州湾船上赋诗明志
得到多方协助之后，1942年5月5日陈寅恪带领全家启程乘坐轮船经澳门前往广州湾。与陈寅恪全家同行的陈声聪回忆说，“太平洋战事发生，余与先生同陷于香港，翌年五月海道通，乃同乘舟至广州湾，自粤西之赤坎转入内地。”
陈寅恪全家到达广州湾后停留了20余天。5月14日，尚在广州湾的陈寅恪全家领取到了由振济委员会颁发的义侨证，作为前往内地的凭证。现存有陈寅恪夫人唐筼和三女陈美延（贤）义侨证，这两份义侨证由振济委员会第九救济区驻粤办事处遂溪接待站发给，时效为两个月，并盖有公章。他们填写的目的地为重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停留在桂林。
陈寅恪和内地取得联系后，5月26日由广州湾出发，从旱路过赤坎、廉江、玉林，然后到贵县换乘水路，通过小火轮拖木船，溯江而上，到桂平换乘拖轮到柳州，最终到桂林。
陈寅恪在前往广州湾途中有所感怀，曾赋诗《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一首。关于此诗，他自己曾说：“寅恪昔年于太平洋战后，由海道自香港至广州湾途中，曾次韵义山"万里风波"无题诗一首，虽辞意鄙陋，殊不足道，然以其足资纪念当日个人身世之感。”
诗曰：“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陈寅恪长女陈流求曾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对当时的逃难经历有所记述，当时陈寅恪一家人“和逃难的百姓一起排队通过关卡，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市）的海轮”，抵达广州湾后“住进嘈杂拥挤的旅馆，虽然市面较热闹，食品也不少”，但是考虑到“全家人每餐在外面吃花销很大”，于是陈夫人选择价格不太贵而比较卫生的“小街上一家蒸罐罐饭的小饭铺”，经常在这一家就餐。
陈寅恪三女陈美延在《童年回忆点滴》一文中也有记述，“到了我们全家乘船逃离香港的时候，每个人都分担了一定的职责、任务。我年纪最小，只分配最轻的任务，负责携带一捆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再三叮嘱我必须不发出声响，紧紧跟上大人的步伐，不要走丢。我那时年纪虽小，但也懂得心情紧张了。直到全家一个不漏地全部上了船，看着船已驶出港口，大家松了一口气，我才感到困倦，立刻睡着了。醒来已经快到广州湾（湛江）了。”然后“到了广州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不到可怕的日本兵了，可以和小朋友在旅馆里自由走动，可以上蹿下跳去"探险"，发现哪里有"新大陆"。最令我高兴的是可以吃饱。日本人来了以后才知道肚子饿有多难受。”从陈美延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初到广州湾的高兴，除了能吃饱饭，还免除日军的侵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陈寅恪曾要求女儿记下“逃难日记”，应当是对这一段逃难经历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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