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斑斓纹章瓷 沟通中西的虹桥
在古代中国丰富多彩的外销商品中，有这样一种陶瓷：上面绘制来自欧美的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的纹章，从广州装上船，横渡万里海波，运往欧洲或者美国。这就是纹章瓷。
由于近水楼台，纹章瓷在海外的收藏机构中藏量很大，在中国却是稀有品种。中国目前最精、最大的纹章瓷收藏，就在广州博物馆中。它们自然也是外贸历史的见证。
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邓玉梅近年来深入广州外销纹章瓷的研究。在她翻译的英国外销瓷专家安吉拉·霍华德的相关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纹章瓷比其他任何类别的中国外销瓷，更能体现和纪念定购者在波澜壮阔的中西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博物馆
一套来自广州的纹章瓷
是可以传家的宝物
1727年12月20日，英国商船“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开出了珠江口，开始了返乡之路。船长弗朗西斯·戈斯特林的私人贸易物品中，有5箱绘有纹章的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属于彼特·金男爵的小女儿的。从纹章上我们可以知道，她当时还没结婚呢。
对于广州人来说，彼特·金是个陌生的名字。但通过对纹章的研究我们能勾勒出他的生活轨迹：他是一位出生在乡下的埃克塞特城杂货商的儿子。他母亲有个著名的表亲——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资助金完成了学业，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伦敦律师、政客。1725年5月，他被封为奥卡姆的金男爵，随后就定制了这套瓷器。整整40年后，继承了男爵爵位的小儿子托马斯·金也定制了一套纹章瓷。这充分证明了广州外销瓷行业的持续兴盛。
中国并无使用“纹章”的传统。西方的纹章，大致可类比于中国的印章，是一种用于个人识别的独一无二的图像标识。纹章源于中世纪时期的战场，用于区分身穿盔甲而无法识别身份的战斗者，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个人财富和身份的标志，在银器、书籍、玻璃器等装饰品中大量使用。纹章可以代代相传，被视为荣耀和成就的象征。对纹章有研究的人，通过辨识纹章盾牌上的寓意物及其位置，以及纹章的用色、分区等细节，就能了解所有者的家世信息，解读纹章背后隐含的故事。
霍华德指出，尽管至迟从14世纪开始，精美的中国瓷器已经广为欧洲人所熟知，并且瓷器常作为备受推崇的珍贵礼物赠送给贵族和皇室，但直到17世纪，欧洲航海国家才建立起常规的海上航线和贸易模式。而作为一种彰显成就和身份的定制化、个性化餐具，大量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晚，大约要到17世纪的最后10年。而在接下来兴起的“史无前例的与广州之间的纹章瓷贸易”中，英国在整个18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是最大的纹章瓷进口国，“在整个18世纪至少有5000套纹章瓷抵达英国：一个世纪以来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两套，其订购量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十倍有多。”霍华德认为，是18世纪早、中期经济的繁荣，大批伦敦商人、银行家、政客、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出现，使购买奢侈品以赢得对其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认同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奠定了英国纹章瓷兴盛的基础。
最精美的外销瓷上
描绘了伦敦塔和珠江
对于文物和历史研究者来说，纹章瓷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能提供准确的断代信息。比如，一些品质最好的纹章瓷出现在1740~1750年的十年间，是因为瓷绘作坊在广州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引入，尤其是墨彩技法在外销瓷上的成功应用。1722年，获乾隆特批在景德镇游历的西人殷弘绪还指出，这种技法的实践效果尚不尽如人意。1730年，这种技术已经投产。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投资人约翰·埃尔威克曾经定制了一套很特别的纹章瓷，采用了墨彩风景纹样。由于约翰在1730年逝世，让这套瓷器成了中国外销瓷中绘制墨彩风景纹样、可准确断代的最早实例。
在这十年中诞生的最精美作品中，有一件出挑的作品，因为它的盘沿上，绘制了广州和伦敦的两地景观。这套瓷器绘制的是李氏家族和阿斯特利家族的四等分纹章（等分纹章说明其母系先辈为其家族继承人），是1734年以前为英国中部什罗普郡库顿的一名乡绅埃尔德雷德·兰斯洛特·李定制的。1713年他与伊莎贝拉·高夫结婚。当时男方62岁，女方23岁，是一对老少恋，婚后在11年间生育了11名子女。伊莎贝拉的兄弟哈里·高夫是早期中国贸易的重要人物之一，1692年，年仅11岁时，便随叔叔来到中国，在当时被称为“白色头发的小男孩”。在经历了大班和船长的职业生涯之后，他成了律师、议会议员和东印度公司的主席。在中国开展贸易期间，他定制了至少10套纹章瓷。霍华德认为，伊莎贝拉定制的这套纹章瓷，设计和定制过程都受到他的影响。
霍华德指出，盘沿上伦敦城的景观根据一幅从1732年开始用作《伦敦杂志》刊头的版画绘制，“场景细致入微，体现了中国瓷绘艺人的高超技艺”。场景中展示的是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眺望伦敦城的景观，伦敦桥、圣保罗大教堂等地标性建筑清晰可辨。盘沿另外两侧的珠江和广州水岸景观，则应来自画匠们的实景描绘。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价高百倍的高端产品助推“中国风”的激荡
从目前所知的材料看，16世纪上半叶的葡萄牙王室是中国纹章瓷最早的订户。但在1630年以前，中国外销纹章瓷主要都是青花瓷，并且制作很快陷入了停滞，直到1690年左右才得以复苏，并在18世纪达到鼎盛。纹章瓷的鼎盛得益于中国瓷器彩绘技术的成熟，以及新航路开辟带来的海上贸易的繁荣。这让根据客户需求大规模、快速生产成为可能。
在每套数量不少于200件的平均规模之下，英国定制了超过5000套中国纹章瓷，荷兰定制600~700套，瑞典定制了300余套，葡萄牙定制了200余套，法国和瑞士两地区合计也有300余套，后期加入的美国则占据了19世纪的大部分外销瓷器的市场份额。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广州对西洋海路“一口通商”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期间，黄埔港成为中国最繁忙的港口。据《粤海关志》统计，1758年到1837年的80年中，经粤海关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当时的黄埔港水面开阔，水深适宜。每年夏初，西南季风吹起之时，欧洲各国商船在经过五到七个月的航行之后，陆续抵达黄埔港停泊。从这里开始，水域变浅，大型船只无法前行。欧洲商船在这里停留大约三到六个月，卸货、装货。外商需在这里转乘舢板，沿珠江上溯前往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和行商们谈生意，然后在冬季东北风盛行时返航。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曾指出，正是在“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与欧美各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城市的背景下，大批纹章瓷的定购和出口才成为可能。因特殊定制、耗时费工、质量上乘，普通纹章瓷价值是大宗贸易瓷的5~25倍，精细者则价高百倍，是当之无愧的“高端产品”。
纹章瓷的装饰风格、纹样非常繁多，且变化万端。“欧洲风”和“中国风”交替引领风骚。霍华德指出，到18世纪中期，广州不但是贸易中心，还逐渐发展为瓷器的彩绘中心，大大加快了生产和供货的速度。同时，创意和时尚变得尤为重要，“新的器型和款式总是备受推崇，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也使欧洲产品对中国瓷器设计产生更大的影响，尤其是迈森的产品，其本身又融合了中国元素在内——所有一切为"中国风"在欧洲的盛行推波助澜”。它们走入皇室、贵族、巨商、文豪的家中。今天我们去欧洲旅行，总能在不经意间见到它们。这些五彩斑斓的瓷器，就像雨后的彩虹，令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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