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服务模式要告别一刀切，实现“个性化”
来论熊丙奇(教育学者)
课后服务究竟是由政府全包，还是由政府和家庭分摊服务费？是应该满足有托管需求的学生的需求，还是应把课外服务发展为全体学生素质拓展、兴趣培养的平台？智慧430首届全国课后服务高峰论坛1月19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广东、辽宁、湖南、湖北等地的教育局局长和学校校长，共同探讨各地开展课后服务采取的模式，以及存在的难点问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建在发言中指出，我国各地课后服务已形成4种主要模式：政府支持、学校组织模式;家长主导、学校配合方式;青少年校外教育场所组织方式;社区组织方式。
之所以课后服务存在多种不同模式，就因各地对课后服务的认识和需求其实是不同的，这也就要求课后服务要因地制宜探索“个性模式”，而不是“一刀切”要求各地都采取一个模式，这是切实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实施优质课后服务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实行弹性离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已成为各地教育部门、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各地要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强化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但如何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国家层面并没有明确要求采取哪种模式，而是把探索的自主权交给了地方教育和学校。这是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我国中小学以前是有托管服务的，但是，托管服务一直被质疑存在乱收费以及借托管班补课加重学生负担的问题，面对问题，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一刀切取消，这是非常简单、也不负责任的“推责式”处理———既然你们质疑乱收费，不举办不就没有了。如此处理的后果就是随之而来的部分家庭接孩子难，学校三点半准时下课，学生必须被接走，双职工家庭焦头烂额。
由各地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学生家长实际需求情况，探索适合本地区的课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思维的转变。某种程度上说，探索建立弹性离校制度，也是提高教育管理和学校办学现代治理能力的过程，包括需要理清政府和学校、家庭的权责，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切实发挥家长委员会的决策与监督作用等等。教育局长们讨论究竟由政府全包还是政府和家庭分摊，并不是得出哪一个模式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哪一个模式更优，哪一个模式更差，而是哪一个模式对当地适合。同样，课后服务是满足有托管需求的学生的需求，还是变为全员参与的素质拓展平台，只要是在听取教师、家长意见基础上，得到学校老师、家长都支持的方案，就无可厚非，这属于学校的自主选择。
像广州市番禺区采取的是引入第三方服务统一管理的思路，引入互联网服务(线上+线下)的概念，开发了智慧托管平台，实行平台管理，家长可以线上报名、线上选餐、线上选课、线上交费，并实时互动，及时反馈意见。通过智慧管理平台，学校可以高效调配资源，进行管理，了解家长意见;而管理部门也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过程管理和监测。这种因课后服务而进行的管理创新探索，也可用于日常学校的管理之中。
发挥基层的自主性，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的魅力就在于让管理更接地气，改变“千校一面”。在这次高峰论坛上，所有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都关心如何长期坚持，既让家长满意，又令教师有积极性。因为教师参与课后服务不可能一味要求奉献、付出，而必须考虑教师权利和利益。这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校的现代治理来实现，即要充分听取教师意见，明确保障机制，同时给教师更充分的教育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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