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那些鲜为人知的名人佳话（下） 拾遗莞邑人文典故 共建品质文化之都
千年莞邑，人杰地灵，东莞历史底蕴深厚，民风淳朴，可谓镶嵌在南粤大地的一粒明珠，“岭南文明发祥地、中国近代史开篇地、华南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形容恰如其分。
如今，东莞又增添了一项全新荣誉——“中国新一线城市”。的确，东莞有文物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悠久的璀璨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辈出的历代名人，以及遍布的古遗址、古建筑、非遗项目等，都是东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直观载体。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一座城市底蕴和品质的重要标志。2021年是东莞建设“品质文化之都”的攻坚之年，深入挖掘东莞历史底蕴，对整合东莞历史文化资源、夯实东莞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市民文化自信，都有着重要意义。上期“东莞那些鲜为人知的名人佳话”专题，对名著《牡丹亭》男主角柳梦梅原型祁衍曾、早于林则徐上书禁烟的清代名臣黎攀镠、最早进行“白毛女”剧本创作的革命家罗立斌、再现革命恢弘历史的油画《南昌起义》作者黎冰鸿等东莞历史名人进行呈现，本期让我们继续回望历史，感受更多莞邑人文典故——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张洪波何杰
专题统筹：刘爱琳龙小晖
本期撰文：沈汉炎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
主要参考资料
1.张松鹤：《游击战抗日战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2.王明明：《张松鹤，红色艺术经典》；3.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影响中国的东莞人》；4.诸葛耀麟：《陈烟桥与鲁迅先生的交往》；5.王学振：《陈烟桥对鲁迅的纪念、研究》；6.郑少斌：《客籍现代版画先驱陈烟桥》；7：东莞市博物馆、暨南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东莞历代名人》；8.虎门人民政府：《虎门文史（第三辑）》等
张松鹤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者之一
或许“张松鹤”这个名字在当下稍显陌生，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游击战》、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雕像《毛泽东坐像》、多个版本的《毛主席像章》浮雕、军事博物馆《新四军战士像》等众多经典作品，大家想必均有所了解——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松鹤，就是从东莞走出的艺术大家，他前半生拿枪打仗、救亡图存，后半生坚定创作、成就杰出，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和祖国，备受敬仰。
张松鹤（1912-2005），东莞清溪人。1936年，刚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他，被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蹄踏碎投身艺术和教书育人的梦想，当年6月投笔从戎，继而随部队北上淞沪，先后亲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6月，张松鹤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转战南北，亲历敌后潜伏、东江游击战和解放战争等。直到1948年，他因病转业华北大学、担任三部研究员及班主任，正式重归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革命英雄人物的“红色艺术”创作中，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协助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是张松鹤“红色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成就。其间，他雕塑并完成《抗日游击战》浮雕，更是其最经典、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52年夏天，张松鹤接到通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成立了由八名国内顶尖雕塑家组成的专家组，共同设计、雕塑，刘开渠为组长，张松鹤为副组长。
为了更好完成作品，让作品更具代表性，创作前期阶段，刘开渠、张松鹤等人不仅请来文史专家范文澜讲解近代史，还深入一线实践观察，先后前往山西大同、平遥，重庆大足，甘肃麦积山等地考察研究、体验生活，收集工农兵形象，以求雕塑达到形象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后续创作期间，张松鹤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搭起一个帐篷，几乎一天24小时的工作生活都在那里。通过不断尝试，将自己转战南北十余载的戎马生涯所见所闻，尤其是敌后游击期间的亲历和感悟，与文史专家的讲解、一线考察所得结合融会。
雕塑之余，张松鹤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他以诗人的敏感和豪情塑造人物形象，着重表达人物内心的精神气质。因此在设计《抗日游击战》浮雕时，他十分注重艺术性，希望将写实与写意完美结合，画稿特别注重抗日游击战争的场景和氛围营造，在雕塑中加入青松、高粱等形象，突出青纱帐等具有象征性意象。
然而，该画稿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一些审核专家认为绘画性太强、主体人物不突出，建议修改。但张松鹤坚持思路，并尽力解释说服，最终成就了《抗日游击战》这一作品的经典传承。数十年来，张松鹤这件融入深厚革命情怀的作品，始终在国人的脑海中映照。
张荫麟
梁启超眼中的少年“天才”
张荫麟（1905-1942），东莞石龙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1923年，其17岁时考入清华学堂，以史才、史学、史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在清华求学7年，张荫麟发表40多篇论文，批评了梁启超、顾颉刚、胡适等一批国学大师。尤其是刚入学时，他便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的观点予以批驳，其思维缜密、论证到位，方法独特，让梁无从反击，清华师生也大为震动——当梁启超得知作者只是个18岁的广东少年后，慨叹其为“天才”，点名要认识这位小老乡。三年后，当梁启超终于如愿时，一句家乡话“你有做学者的资格呀”脱口而出。
张荫麟批评顾颉刚之事，也颇为学界称道、影响巨大。当时中国学术界疑古之说风行，但论证时往往主观武断，顾颉刚也不能免俗。张荫麟对此不满，“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一针见血、条分缕析地指出顾的根本错误是在误用"默证"法考据历史”。对此，顾颉刚竟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回应。当时的学者，尤其“古史辨”派人物，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因此，张岱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评论此事时曾说，“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价值极高”。
此外，国学大师陈寅恪也称张荫麟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应陈寅恪所言，张荫麟此后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归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任教，其文史哲造诣皆高，一生著述170多篇、100多万字，尤以史学成就最著，其《中国史纲》堪称史学名著，不仅广大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熊十力、王芸生、张其昀等学者也高度认可。历史学家许冠三称张荫麟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认为他比绝大多数新汉学家更长于考据，比芸芸浮嚣的史观派更精于哲学思维，也比所有讲求新史学的人更重视艺术描绘。历史学家钱穆则给予更多期待：“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史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
可惜，《中国史纲》只写至汉朝，最初也是一本16万字的中小学教科书——1935年，张荫麟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由此而来。因当时日本侵略，国家危急，他编写前就确立宗旨：“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助之知。”为此在编著时，强调“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即以说故事的方式写历史，并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节以相当透彻的叙述，内容上兼顾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等，以此，从历史变化的深层内在关系上，将看似分散孤立的史事有机融合，形成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从而凸显出通史“通”的本质特征。
张荫麟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从殷商到民国数十专题的纲目，再组织专家共同编写。但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整体计划落空，只能独自完成。时局不安，张荫麟的写作时断时续，且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几晚不睡觉，只为文章一气呵成”，并最终积习成病。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点，张荫麟病逝，年仅37岁。他的离世引起学界极大震动，陈寅恪、朱自清、熊十力、贺麟、钱穆、王芸生、张其昀、吴晗、钱钟书等纷纷以诗文祭悼张荫麟。《中国史纲》这本其历尽艰辛的沥血之作，因为创新体裁，被中国史学界誉为“开通俗性通史之新河”。
陈烟桥
木刻先驱亦是鲁迅得意弟子
陈烟桥（1912-1970），生于东莞县观澜镇牛湖村（今属深圳），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那场意义非凡的木刻新兴运动中，陈烟桥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干将”与“业界先驱”。
说起陈烟桥，必然绕不开中国木刻新兴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奠基者鲁迅。他不遗余力地扶持木刻青年，鼓励他们深入劳苦大众中创作，以木刻作为革命战斗的武器。陈烟桥正是鲁迅的得意弟子，也是鲁迅最可靠的助手，深受鲁迅教诲和影响的第一代中国版画事业拓荒者。
1930年10月初，鲁迅在上海举办“西洋木刻展览会”，20岁的陈烟桥慕名而至，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活动上鲁迅为其做导览，最后还赠送给陈烟桥一本《铁流之图》。回校后，陈烟桥整理了鲁迅的讲解，并响应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开始创作木刻，毕业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左翼联盟，积极关注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尤其从1933年4月起，陈烟桥与鲁迅保持了长达3年多的书信往来20多次，函件达53份。信中鲁迅从木刻的技法、构图到创作思想等方面，都给予了陈烟桥具体而中肯的指导。
1934年，《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分别在巴黎和莫斯科展出，展出鲁迅与宋庆龄择定的55幅（含陈烟桥作品4幅）作品，得到广泛好评，影响颇大。此后，中国左翼美术家的木刻作品多次在苏联、日本、波兰等多个国家展出,并使中国木刻工作者与国际的联系逐渐频繁，让世界通过木刻作品了解当时中国真实情况——这是鲁迅致力开拓的结果,也离不开陈烟桥等早期木刻先驱的助力。
同年，鲁迅多次与陈烟桥书信沟通，一起负责刻印木刻选集《木刻纪程》的出版事宜。该作品是鲁迅为推动中国木刻新兴运动发展，而自费出版的唯一的由中国木刻青年创作的木刻集，首辑选编收录了陈烟桥等八位作者的共24幅黑白木刻。该书出版后，鲁迅寄了一本给苏联美术批评家aPultEtinger，对方回信点名提到了陈烟桥《窗》《风景》《负伤的头》等作品，认为其“是颗木刻的好种子”。其实按鲁迅计划，《木刻纪程》还要继续选编出版，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木刻运动进行迫害镇压，陈烟桥被迫离沪，加之鲁迅日益病重，《木刻纪程》成为绝唱。
1936年10月，陈烟桥与赖少其等青年版画家，重回上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巡回展览会。展览最后一天，鲁迅到现场与陈烟桥等木刻青年见面，足足畅聊三个多小时。11天后，鲁迅逝世。那次相聚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著名摄影家沙飞现场拍摄的一组鲁迅生前最后的照片《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鲁迅逝世后，陈烟桥撰写悼文《鲁迅先生与版画》，点明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之父”，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此后，他踏着鲁迅的足迹在木刻艺术与革命战斗中奔走，创作了不少与鲁迅相关的木刻，撰写了大量纪念、研究鲁迅的论著，成为研究鲁迅和中国新兴木刻的重要资料。其整理出版的《鲁迅与木刻》更是中国第一本全面阐述鲁迅木刻理论的著作，被译成俄文后，引起国际美术界广泛关注。
蒋定桂
“伍角”纸币上的东莞女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套人民币，1962年发行，2000年退出流通市场，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票券，为我国首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制，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意义。
在这套人民币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伍角”券的故事颇为精彩——该票券图案正中的纺织女工来自东莞虎门，名叫“蒋定桂”，其父亲是出生于东莞虎门南栅村的著名爱国抗日将领、淞沪抗战时驻守上海地区的十九路军总指挥、担任过新中国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
“伍角”券比它的“兄弟姐妹”足足“晚生”10年——1959年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次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设计新方案。当年6月6日，新的设计修改稿上报后，“伍角”券因周总理审批时提出“伍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的”意见而没有定稿外，其他的基本都批准并陆续印刷发行。
1972年7月26日，重新设计的“伍角”券稿样被国务院批准并随后投入印刷，这是第三套人民币中唯一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并批示的票券——正面为一幅纺纱厂细纱车间图，上有三名女工，正中间的女工正推着落纱车落纱，充满青春朝气。这个占据中间位置的纺织女工便是蒋定桂。图案中，蒋定桂等女工形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论断，更凸显了新中国妇女的新形象和她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
蒋定桂生于1947年，是蒋光鼐的小女儿。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夫人除了领取500元抚恤金外，此后便没有了经济来源。当时蒋定桂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只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她留京，并面临着上山下乡的选择。担心自己走后疾病缠身的母亲或将陷入危险境地，蒋定桂在1969年9月某天，偷偷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简述家庭情况和自己的两难境地，希望能被安排到纺织厂工作，以便留在北京照顾母亲。当年12月中旬，蒋定桂心愿成真。
1971年某天，蒋定桂所在的车间来了几位摄影师，四处观察拍摄。当她如常工作准备落纱时，一位摄影师过来进行了拍摄。据蒋定桂回忆，过程很简单，没有闪光灯，也没有被要求摆姿势，“纯粹是自然拍摄，就咔嚓、咔嚓、咔嚓了几下”——直到1972年，“伍角”券发行，她才恍然大悟，自己成为了其中主角。
新闻推荐
1、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化运维服务项目（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441901-2021-0016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开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