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琐忆
县文化馆，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曾是翻身农民中那些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心目中的文学圣殿。至少，在我是这样认为的。
县文化馆的干部，那段时期，在业余作者心目中是身教言传的完美的师长。至少，在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识的第一个文化馆是揭阳县文化馆，我认识的第一位文化干部是黄朝凡老师。
家乡解放时，我是一个失学在家的小农民，因为读过五年小学，无聊时读了一些古典小说，对文学有了兴趣。但那时的潮汕乡下，尤其我那个家乡，根本不知文化是何物，更遑论文学了，更不知文学是可以创作的，书竟然是人写的，一直以为书是与日月山川一样的大自然存在物。
1950年，我的故乡官顶乡，成为潮汕地区土改的试点乡，来了以吴南生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还带来以林澜为团长的潮汕文工团，在乡里开展清匪反霸斗地主运动，文工团教我们小孩唱方言童谣。翻身农民李昌松受启发，就写了一首方言诗《农民泪》，描述旧社会农民的苦难，发表在黑板报上，引起工作队的注意，林澜就帮他进行修改，拿到汕头《团结报》上发表。吴南生配了一篇评论《读了昌松兄的诗》。这事在潮汕引起轰动。有些识字的青年农民也就跟着学写。这引起了上级报刊和文化部门的重视，经常下来进行辅导，来得最勤的就是揭阳文化馆，尤其是黄朝凡老师。
那时，我已经重新入学，读初中。周末或假期，也就去那个刚成立的官顶文艺组听大人们讲文学创作，凑凑热闹。
这一时期，农民作者都很活跃。1954年，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在广州出版，跟着，潮汕业余文学作者的小说合集《陈秋富当选人民代表》和诗歌合集《池湖怎有田》也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中间，文化馆的组织和辅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在1954年底初中毕业，也就与我一位堂姑母李映辉合作，写了一篇小散文在《工农兵》上发表。这自然引起文化馆的注意。1955年，我考到府城来读高中，连续几年，都在汕头专区和省里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揭阳文化馆一直关心着我。假期回揭阳老家，黄朝凡老师多次下来鼓励关心。每年年终，县里进行文学评奖，都没有忘记我。这令我很感恩。
同一时期，潮安文化馆的老师们也在关心着我。说实在，我对于写出《陈秋富当选人民代表》和《池湖怎有田》的曾庆雍、吴阿六早已敬佩有加，只是自己是个学生，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大概是59年吧，潮安县文学评奖居然评上我的作品，还附有谢礼高老师的评论，让我去领奖。自然是受宠若惊。
认识了曾庆雍大哥之后，他在文化馆（红学）那间卧室兼编辑室的门，就几乎被我踏蹋了，经常地登门拜访。在那里，还认识了偶然出现的陈北老师，我在《工农兵》杂志上读了他的新诗《军长，女旗手》，惊叹不已。陈北的名字，在当时，绝对比后来我听到陈平原的大名更震耳！
那一时期，县里没有文联，当然更没作协，业余作者与外部世界联系，几乎都是由文化馆出面，我就在文化馆组织下参加了大评论家肖殷来潮的座谈会，岭南美术出版社林八来潮的组稿会，这使我后来的诗歌引起肖殷的评论以及岭南美术出版社约我编连环画脚本，我总觉得有关系。更喜欢的是每年5.23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召开的全县作者盛会，使我得与潮安的文学界朋友相识相交，得到他们许多帮助。打心眼里感谢文化馆。
如今年过80，我一直在搞文艺创作，走上这条路，揭阳文化馆的黄朝凡有很直接原因，我认识他时，他已有小说集《初升的太阳》在武汉出版，他成了那一时期我们这些农民作者的榜样；曾庆雍大哥一直让我为他编辑的《演唱资料》写些快板、歌册之类的曲艺，这使我后来被调入文宣队和剧团，也有很大原因。我的人生道路，竟是这么与文化馆紧紧相连着。
忘不了当年文化馆那种氛围，评奖是不用作者送稿申报的，他们一直关心关注着你的作品；忘不了文化馆干部不是召你上门去，而是主动下乡来。
感恩文化馆，感谢文化馆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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