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大师兄
陈平原
我的三位中大导师中，吴宏聪先生最为长寿。就近照顾耄耋之年的吴先生，成了定宇兄的重要责任。每回电话联系或登门拜见，吴先生总是对定宇兄及其弟子的尊师重道大为赞赏。有此古风犹存的师兄，让我这远在天边无法执弟子礼的老学生，不禁心存感激。说实话，这也是我与定宇兄比较亲近的缘故。
我的硕士学位是在中山大学念的，导师为吴宏聪（1918—2011）、陈则光（1917—1992）、饶鸿竞（1921-1999）三位教授，那时强调集体指导。198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课程，马上有了四位师兄——吴定宇、邓国伟、王家声、罗尉宣。可惜五个月后，这中大中文系第一届硕士生就毕业了。四位师兄，两位留在中大任教，两位到出版界工作。先后出任广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及《同舟共进》杂志主编的王家声，因约稿多有联系；但接触最多的，还是留校任教的吴定宇。
三年多前，定宇兄不幸去世，我在唁电中称：“犹记1979年秋天，作为二年级本科生，我接待新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曾帮定宇兄扛过行李。日后因师出同门，虽南北相隔，来往依然密切。近四十年来，师兄弟不时交流读书心得及著作，何其幸哉！”（参见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2017年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之所以四位师兄中，与吴定宇来往最为密切，仔细想来，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八十年代后期，吴定宇兄住陈则光先生家隔壁楼，我每次回中大探访导师，都会顺便到吴兄家坐坐。记得有一次定宇不在家，他那聪明伶俐的儿子，那时才四五岁，倚门而立，摇头晃脑地答道：“断肠人在天涯。”我大吃一惊，还专门向定宇兄建议：让小孩背诵古诗词是好事，但最好挑明亮点的。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孩子半懂不懂，随口而出，情绪一点不受影响。
另一因素是，他指导的首批博士生陈伟华，日后到北大跟我做博士后研究。关于他的导师吴定宇以及导师的导师吴宏聪的故事，是我们聊天时的绝佳话题。至于师兄的身体状态以及两次撰写陈寅恪研究著作（《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的具体经过，更是被他的弟子时常念叨。我因而也对早就远去了的康乐园生活，以及中大近年学术发展，有了更多贴近的体会。
我的三位中大导师中，吴宏聪先生最为长寿。就近照顾耄耋之年的吴先生，成了定宇兄的重要责任。每回电话联系或登门拜见，吴先生总是对定宇兄及其弟子的尊师重道大为赞赏。有此古风犹存的师兄，让我这远在天边无法执弟子礼的老学生，不禁心存感激。说实话，这也是我与定宇兄比较亲近的缘故。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俩学术兴趣相近。都不满足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日后拓展到学术史、教育史等，故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二十年前，定宇兄编《中华学府随笔·走近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给我提供了撰序的机会。那时我正热衷于谈论中国各大学的历史及精神，涉及中大时有点犹豫。因为，“我对中大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就读康乐园的直接经验”；依赖直接经验者容易一叶障目，“念及此，我方才有意识地在关注母校现状的同时，收集、阅读、辨析有关中大的历史文献”。恰在此时，定宇兄布置作业，使我有机会好好补课，日后再谈母校，才不至于荒腔走板（参见《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走近中大>序》，《万象》第1卷7期，1999年11月）。
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选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并撰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既赢得不少社会声誉，也带来了许多困扰——尤其是在校内。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在《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的“代自序”《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中，我谈及：“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这句话埋藏很深的感慨，但略有瑕疵，因为，好的“校史专家”同样能从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的夹缝中破茧而出——此事端看个人道行。
没想到师兄比我更勇猛精进，居然承担起主编校史的重任。中大八十周年校庆众多纪念图书中，我最欣赏的是黄天骥的《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增订本】，2014）、金钦俊的《山高水长：中山大学八十周年诗记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这册《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比起此前的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一直写到当下，实在是勇气可嘉。中大校史上的敏感话题比较少（相对于北大），这固然是一方面；时任领导的信任以及环境氛围相对宽松，也是无可讳言的。
李延保书记在《中山大学校史序》中提及这所名校曾组织过多次讨论，确认中大人三个明显特征：民主精神、务实作风、爱校情结。“她因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文化。要理清中山大学的自我发展体系，要整理其中的精神气韵，确非易事。”所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既呈现为贡献与辉煌，也包含失落与沮丧。我在《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以北大、复旦、中大为中心》（《书城》2016年第10期）中提及，“讲述或辨析大学故事，虚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固然是一个障碍；但这属于技术层面，比较好解决”；真正困难的是如何面对“校史坎坷的另一面”——“大学故事若彻底抹去那些不协调的音符，一味风花雪月，则大大降低了此类写作的意义。”
我的导师吴宏聪先生长期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对中大历史上的坑坑洼洼洞若观火。因此他给《中山大学校史》撰序，称“我觉得1949年至1976年这一段校史最难写”。吴先生表扬该书第四编第四章“该章对其利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编撰者的史德，同时也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提供认识”，那是真正读进去了。其实“文革”十年相对还好写些，因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准绳；反而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高等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戕害，不太好描述。如第四编第二章“雨霁风清”的第三节“教学与科研”（263—271页）以陈寅恪为中心展开论述，且全文引用《陈寅恪自述——对科学院的答复》，很能体现编撰者及审读者的胸襟……
编撰校史需搜集及鉴定大量史料，不过这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做到；反而是既体现对于本校历史及传统的呵护，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如此学术立场及趣味，很难实现。该书属于集体项目，各章节水平参差，功劳及过失并不全归主编；但定宇兄工作十分投入，逐章逐节修改，还是下了很大功夫（参见该书《后记》）。我翻阅过不少中国大学的校史，深知此事大不易。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兄能有如此业绩，值得铭记。
2020年10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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