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初解百屏灯
林晴
中国民谣中传唱最广的当属童谣，因为儿童的任务是玩乐，他们有的是时间。而带他们玩耍的爷爷奶奶，也希望他们在蹦蹦跳跳之余，能够安静一阵，更希望教给他们一些知识。童谣恰恰有这两方面的功能。因而，一般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唱过童谣。
这现象，潮州亦然。而且，潮州民谣的主要部分是童谣。
童谣一般简短，四行六行居多，每行三字五字为主，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
但是，在我们潮州，却有一首歌谣，既非为儿童而作的童谣，而且是潮州歌谣中最长的一首，多达104行，却也在儿童中广为传唱，无法记住全首，也会念上几行十几行或几十行。它就是《百屏灯》。
《百屏灯》能做到老少威宜，广为传唱，自有其独具的魅力。它反映的、歌唱的是最受潮州人民欢迎的二大文化艺术活动：戏剧和灯会。可以设想：爷爷奶奶们在教儿孙唱“天顶一星，地下开书斋。”和教“活灯看了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单纯的为儿孙，后者却也是自己的爱好，教唱会更注入感情。因之，尽管其内容对四、五岁孩子来说深奥了点，但还是禁不住要传授下去，在现场达到祖孙同乐。
明嘉靖（1566年）刻本潮剧《荔镜记》中，有四出是表现剧中人观赏潮州花灯的戏：《邀朋赏灯》、《五娘赏灯》、《灯下答歌》、《士女同游》。从这四出戏里的人物道白和唱词中，我们可以见到明代嘉靖以前潮州城内元宵花灯节的盛况：“元宵景，好天时。满城王孙士女都来游嬉。花灯万盏月共圆，琴弦笙箫闹街市。”（五娘的唱词）
由于花灯盛会是潮州全城每年一度的狂欢节，潮剧把赏灯闹灯的场面搬上舞台，确为聪明之举，很受观众欢迎。而花灯制作艺人也是精明之人，他们抓住民众喜欢戏曲的心里，把一段段戏曲故事，一个个戏曲人物融入花灯中，大大提升了花灯的历史文化含量。虽则他们只能选取整部戏曲中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瞬间，但赏灯者必会用他们的知识去补足全剧内容，议论当然七嘴八舌，现场自是风生水起。
由于戏曲和花灯在潮州文化中不可抗御的影响力，民谣《百屏灯》应运而生。
可以想像这样的场景，奶奶边教《百屏灯》，孙儿边缠着奶奶讲每屏的故事。可是，谁能熟知这一百出戏曲的故事？也许只有《百屏灯》的作者，可惜他连名字也没留下。于是，孙儿极不满足，奶奶徒叹奈何！
这种遗憾，从《百屏灯》产生不久，直至于今。谁能担当起消除这历史遗憾的使命呢？他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潮州市谢慧如图书馆的馆员刘敬春先生。
我很早就知道敬春在考证《百屏灯》的戏剧故事源流。大约20年前，有关部门制作11屏花灯，在西湖展出，展出后的花灯藏于图书馆。2000年图书馆与文化局合作，把原有花灯整理展出，老馆长林国锐让敬春写内容简介。此后，图书馆的花灯展成为潮州春节活动的一个内容，灯屏有所增加，继任馆长杨汉荣下达写花灯简介的新任务，敬春仍受命写内容简介。完成任务后他想：这工作既有需要也有意义，要弘扬潮州传统文化，我应该把《百屏灯》的故事都考证出来。
这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只要有魄力、有胆色，更要有专业知识和甘居寂寞的耐性。也许在潮州有不少人曾想过，并作了尝试。不过我了解刘敬春，他是干这工作的不二人选。
做考证工作，首先要有使用工具书的业务技能。1988年，刘敬春在“广东省公共图书馆业务技术竞赛”中获“中文工具书知识”冠军。他还拥有一批“活词典”，即广泛的人脉资源，朋友们会向他提供线索，供应资料。其次，他有图书馆作依托，查阅各种原始资料，比别人条件更优越。另外，他清醒地知道地方戏曲在流变过程中变脸变身最频繁，一部戏曲多个戏名，戏曲人物姓名常因谐音而出现异字。甚至因当初印刷技术的局限也使《百屏灯》的各屏故事题名以讹传讹，无从考证，得向老艺人请教探讨。所有工作，都如海中捞针。
为了查考《永清去打擂》的故事，他知道长篇小说《荡寇志》中有个祝永清，但读完全书，没有打擂的情节。还是老艺人告诉他，可能是《燕青去打擂》，系谐言之误。再如《郑恩下河东》一屏，河东在何处？他读完《飞龙全传》，从郑恩战五虎，救赵匡胤和柴荣的地点董家岭在河套之东而确定故事的出处。
没人能知道刘敬春为考证《百屏灯》的故事源流，这十年读过多少书，只知他在2007年考出花灯故事92屏，此后三年，日夜穷搜，又得6屏。每屏平均花半年。什么叫执着？什么叫毅力？刘敬春的行动作了最生动的注释！
这部书稿除写出各屏花灯的戏剧故事之外，还附注故事的多种来源，包括正史，小说和各种戏曲。因此，它既是普及型的通俗读物，又是高雅型的工具书。雅俗共赏，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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