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方寸间的深情求索 韦名小小说创作实践面面观
长篇幅大容量：小小说文体新可能
雪弟
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通过“浓墨重彩”“节外生枝”“泛涟漪”三个方法，将故事容量变大，其创作实践意义重大，为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小小说领域，韦名是以写官场题材出名的。他写官场，有着一套迥异于别人的独特法则。具体说，韦名对官场的叙述不是为了宣泄，也不仅是为了暴露，他是在客观地、冷静地观察和剖析官场，试图找到解决官场顽症的良药，这一点与众多以暴露和揭秘为核心内容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韦名在强调官场小小说可读性的同时，没有忘记对人物的塑造。《品茶》中的“老宋”，《品酒》中的“领导”，《1984年的北风》中的“郭大胆”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这一点也与众多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此两点让韦名的官场小小说独树一帜，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与创作成绩相比，我更看重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我认为，他近期的创作为小小说文体提供了新的可能。那么，他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有何不同呢？
第一，篇幅变长了。从2018年至今，他发表的《龙须巷》《鹅飞时》《橘子真甜》《牛叔牛婶》《乌头姑爷》《红姐》等七篇作品，均在2000字以上，有三篇还超出了2500字。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曾做过一个关于小小说篇幅的调查，共331人参与投票，其中赞成1500字左右的为155票，占47%；赞成2000字左右的为117票，占35%。以上数据表明，一部分人愿意接受2000字左右的篇幅，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1500字左右的篇幅。可如果参照这个调查结果，韦名的这些作品恐怕就不属于小小说的范畴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呢？
首先，我们要看1500字或2000字的限定是怎么来的？超过了限定会对小小说文体造成伤害吗？其实，关于小小说篇幅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这种分歧不利于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分歧，让小小说得以自由地生长，从而推动了文体的繁荣。当下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多在5000字以上，以此观之，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并非真的“越轨”，只是越过了惯常的认知范围，但实际上它依旧在小小说的规范之中。
其次，我们要看这种篇幅上的“越轨”是否有必要？看一看删减到2000字或1500字内，作品的容量是否缩减了，作品的精气神是否还在？倘若容量没有减少，精气神还在，那么，无疑这种“越轨”是没有价值的，无效的。反之，则是有效的，有价值的。现以他荣获《百花园》2018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的《龙须巷》为例略作分析。《龙须巷》2658字，写的是饥饿年代，几个孩子偷豆箍被抓后去劳动改造的故事。依照这个故事核，可以把作品中两方面的内容删掉，一个是龙须巷的来历，大概250字；一个是对警察迷瞪眼的描绘，大概300字。删掉之后，就回到了35%的人所赞成的2000字左右。从故事情节上说，也没啥变化。但删掉了警察迷瞪眼“先是一瞪，再是一吼，然后是一拍”的办案狠招，人物神采就黯淡了，人物性格也没那么鲜明了；删掉警察迷瞪眼打日本鬼子落下伤疤的交待，容量就减少了；删掉龙须巷的来历，作品所竭力呈现的“民风淳朴”这种精气神就失去了依托，立不起来了。由此可见，韦名这篇作品在篇幅上的“越轨”是必要的，是不可删减的。其他作品亦是如此。
第二，随着篇幅变长，容量变大了。诚然，在2000字左右、甚至1500字左右的篇幅内，韦名同样创作出了容量较大的作品。如《葬石记》（刊于2011年12月4日《南方日报》，1953字），作者以雨花石为道具，通过行动和语言描写，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一位战斗英雄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作者还借助老张头（特定一段时期的敌人，其实是与老李头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只是后来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对老李头的潜在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和平年代中一位老人的情感渐变过程，这样，作品就经由战斗英雄对战争的反思，从外在的光环和荣誉转向了对普遍的人性的深入探讨，老李头这个人物也就具有了历史厚度与人性深度。那么，韦名在篇幅加长的过程中，是如何把容量变大的呢？
一是采用“浓墨重彩”法，详细铺叙故事。如在《龙须巷》中，作者本也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龙须巷这个故事展开的场所，但他并没这样处理，而是花了250字，较为详细地铺叙了一个龙须巷来历的故事，从而把龙须巷的历史、文化以及神秘气息全展现了出来，这样，作品的内容无疑就变得充实、丰富了。
二是采用“节外生枝”法，着力增加故事。《龙须巷》中，作者在介绍警察迷瞪眼时，用了这样的描述：“是一名胖警察，话不多，长着个刀疤脸。”接下来，是详细地铺叙警察迷瞪眼的“狠”。本来，这样衔接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作者偏偏在这中间加了一句：“据说是打日本鬼子时落下的伤疤。”何必节外生枝，加上这句话呢？一个可以提供警察迷瞪眼“狠”的行为的依据，另一个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大容量的表现之一。
三是采用“泛涟漪”法（或叫“留余音”法），力争拓展故事。“泛涟漪”法是指以相似或相近的元素延展情节的链条，充实、拓展作品的内容，并给人留下诸多回味的空间。这里主要是指在作品结尾处又顺势带出一个结尾。如在《快手七婶》中，写到“七婶因工作出色，后来成了全县有名的全科医生”时，完全可以结尾了，可作者又带出一个结尾：“出了名的七婶却执意和三队长结合在一起，就像当年执意和七叔离婚一样，毅然决然的。这是后话。”通过“这是后话”的方式交待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虽然故事没有展开，但内容无疑拓展了，并带给人丰富的想象。
总之，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意义重大，他为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期待他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韦名，广东饶平人，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出版有《老街》《山河映记》《车开花香》《家有芳邻》《高空博弈》等8部小说集。作品入选100多种文集及全国多地初、高中模拟试题。曾获《小说选刊》德孝廉微小说精品奖、《小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百花园》年度原创优秀作品奖、广东省作协最具影响力40篇小小说奖等。
有人将韦名定义为一位“新官场小说”作家，也有人盛赞他是一位“新文化笔记体”作家。他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和深情的笔墨，在方寸之地显影并透视了人心的驳杂和丰富、命运的辛酸与辽阔，为小小说文体提供了“长篇幅大容量”的新可能。
最近，韦名全新力作小说集《老街》正式出版发行。本专题从韦名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出发，对其创作实践展开多维度探讨。——编者
构建文化形态模型的笔记体作家
李利君
作为秉承文化形态的写作的作家，韦名是“新文化笔记体作家”。他的笔记体小说自然天成，往往是貌似闲适随笔，其实“别有用心”。
韦名的作品个性鲜明、品质出众。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品模型。与把他定义为“新官场小说”作家的评论不同，我认为，韦名实际上是一位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笔记体作家。
韦名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文化”，饱含着人情、世态、雅致精当的趣味、知识、情调而蔓延至一种与烟火红尘相去的生活情状、态度、境界乃至追求。他关注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以及在新时代中受到的冲击，用良心展示传统文化虽有变异，却依然有一群善良的坚守者。
韦名的作品中，戏、茶、酒、画，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文化之美，在于其于市井间行走，散发的却是知书、识礼、谙世的气息，自信、从容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记述仅是外表、表象，对于这些符号后的“识”就深入了一层，对“识”再进一步的“理”，则更深一层，作家的价值判断隐于其间、欲言又止、点到为止。
文化与学历无关。《戏痴李老三》中的李老三未必有学历，却是文化味十足的、典型传统“文人”，重情，关心精神层面的内容——这种关心是从骨子里的真挚而不是装潢。而这种文化气，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未必人人如李老三，但其精神追求正感染或者改造着、左右着、引导着普通的市井生活。
官场描述是判断一个小小说作家理性认真的重要标志之一。天下乌鸦一般黑似的“厚黑”官场，或者充满利己玄机的，都是不理性的、缺少真实的基础和真实的“深度”。韦名既看到了进步的“韬略”，也看到了难言的苦衷。他笔下的官场人物，面目并不可憎，充满了人间烟火，没有妖魔化。《品茶》中的老宋爱茶，毫无玄机，只是真爱，不想被外物所役。所以，他对品茗会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不积极、不参加。为了维护自己“品茗”的清静时光，不惜弄个“涉嫌经济问题”的风声来，颇有些“自残”式的自我保护来。老宋赢了——光荣退休后，他没有“人散市声收”，而是“多了几个茶友”。最闪亮的其实是《青藏线上的偶遇》。作品用一种可以称为“漫点式”的方式，展示了无边的风景。漫：漫不经心的叙述；点：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铺垫，然后，在一个“点”上戛然而止。松散的情节——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严谨”情节，而是一种流水下来，渐入佳境，最后，却抖开了一个别样的尾声：令人会心一笑。韦名带着我们和主人公陈大庆一样不动声色，却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活话剧”。
韦名的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善良、人伦的尊重、张扬和维护，彰显着他的文化理想。《快手七婶》中固然有七叔因为七婶给三队长看“男人之疾”而成为一个有着陈腐、狭隘文化心理的典型，却也塑造有坦荡、勇敢、磊落的七婶，张扬和力挺着一种正向的价值取向。
作为秉承文化形态的写作的作家，韦名是“新文化笔记体作家”。他的笔记体小说自然天成，往往是貌似闲适随笔，其实“别有用心”。《“猪”猴之年》描述的是“基层官场”，既包括人们广为诟病的政绩观，也涉及到社会发展规划。基层执政者、施政者的行为明显带有“折腾”色彩。从“基层官场”的折腾，我们看到的是基层国家治理远远不够现代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此外，能体现韦名“新文化笔记”技巧方面，语言讲究、简洁，叙述平稳、不铺张，节奏有节制、不疾不缓，情节迂回、精致，故事充满温度。这些作品，精致、平静地描摹了世事情态。这是文人气的俗常生活的艺术化再现，这样的作品更多一种从容、宽容、包容，平实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
行走在老街一隅
蔡泓
《老街》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可笑或可悲的故事，一个个故事错落有致，俨然在书中构筑了一个真实世界。
“温煦的阳光横斜在老街上，光影斑驳，光怪陆离。”与文集同名的小小说《老街》如是结尾。读这本书时，我一直在寻找书名的意义，后来，我在这句话里找到了答案。《老街》里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可笑或可悲的故事，它们有的发生在农村，有的发生在城市，主角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个个故事错落有致，俨然在书中构筑了一个真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光，自然也有阴影，一切都看似循规蹈矩，却也光怪陆离。
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喜欢也很擅长运用留白的手法。在文集中，我认为将留白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莫过于《品画》这一篇。《品画》线索清晰，情节跌宕起伏，全文的韵味都在于那一句——“张向对着《荷花蜻蜓图》的落款“九十三岁白石”，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写到这里，文章戛然而止，藏友与张向到底是默契地演了一出戏，还是各自沾沾自喜，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而是把思考与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莎翁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品画》一文之妙处就正在于它能够带给读者广阔的思考空间，作者将记叙描写的笔给予了读者们，任由他们在脑海中将人物塑造丰满。除此之外，此处留白的技艺高超之处正在于它并未影响中心思想的表达，对于部分官员的讽刺，对于官场看似平静海面下暗流涌动的刻画，无一不到位，任由读者的想象再怎么天马行空，中心思想总归还是能被他们所抓住的。留白的妙处被作者发挥到了极致。
除了留白这一手法，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展现着作者的巧思。例如一些独特的句式——《七步成诗》中的“从车到门是七步。从门到车是七步”以及《橘子真甜》中的“从卧室到大门是十步。从大门到卧室是十步”。第一次读这种句式时，我的脑海中第一反应便是鲁迅先生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但其实它们也不尽相同，鲁迅先生的句子中突出的是一个“也”字，而韦名先生这一处并无此意。这两处句式都是把话正着反着说了一遍，甚至两个句子的字从字形字义到数量都完全相同，仅仅是改变了排列顺序。两处的句式基本一样，亦都处于文章开头部分，但对于文章的作用意义却不完全相同。《七步成诗》中的这一处更多地展现着一个职员对于即将到来的领导的准备工作的过分细致，因为重复的手法以及下文提及曹植的七步成诗，使得这一处带有了哲思的意味，很自然地引起了读者对于“七步”的兴趣，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头。第二处的“从卧室到大门是十步。从大门到卧室是十步”相较于前面那一处，它的意义稍微单薄一些，它所突出的仅仅是老葛的犹豫，从大门到卧室，他已徘徊无数遍，步数都一清二楚，但始终未能做出决定。比起单调地运用动作描写来刻画老葛的纠结，这样的一个句式则显得巧妙许多，简单短促而直接有力。
作者的巧思也展现在他将人物状态与文字别出心裁的结合上。例如在《橘子真甜》中写道的——“在方方的床上，老葛把自己躺成一个大大的"因"字”。多么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一个人呈大字状躺在床上的画面便跃然纸上，看腻了“呈大字状躺着”的表述，这样的方式实在令人耳目一新。而“因”一字也恰好引出了下一句“一切皆有因”，为后文的情节反转埋下了伏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谓一箭三雕。
在整本文集中，我最喜欢的是《老良卖菜》这一篇，我个人认为，老良是全书中塑造的最为丰满与立体的人物形象之一。老良在全文中的形象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出场的老良是以淳朴热情的形象面对读者的，后来因着老良没将最后一把通菜卖给老同学老拐，老良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老良的身上似乎沾染了一丝市侩，但他后来又主动给老拐送去了通菜，在老拐欲和解时，却又“落荒而逃”，他的行为奇怪却又令人心疼。直到文章的末尾，读者才明白，那些拒绝卖给老拐的菜都是打了农药的。文末的老良才是真实的老良，善良，是人之本性，趋利，亦是人之本性。几经波折，老良的形象坍塌了一角又被重塑，更加有血有肉了。
《老街》这本小小说集涵盖了许多行业，写出了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作者的思考。再者，韦名先生的小小说的朦胧感尤为突出，这或许便是留白所带来的，文章中的道理蕴含在故事情节中，藏匿在一两个字眼里，需要读者自己领会与体悟。一言以蔽之——韦名先生的小小说兼备了诗性的语言与跌宕起伏的情节，诗意的朦胧与理性的哲思在文中共生共荣。
方寸之地的命运和深情
陈培浩
对小小说来说，形制的小只是外在的特征，如何在形制的小中按动那个开启复杂性裂变的审美按钮，这可能是韦名小说提供的启示。
广东文坛有一批小小说的热心求索者，韦名是其中之一。小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其腾挪空间比短篇小说还受限，真是名副其实的方寸之地。优秀的小小说作家，总致力于摆脱凝固的套路，使小小说从某个艺术原子发生裂变，在方寸之地展示出命运和深情。
韦名的小说集《老街》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在乡土与城市、官场与职场、亲情与世情多方面题材的探索。《老》多有可观者，就个人趣味而言，我喜欢其中那些超越于一般性的转折和讽刺，机巧之外有留白，并深入地透视了人心的驳杂和丰富、命运的辛酸和辽阔的作品。
在我看来，韦名的不少作品就具有在套路以外寻求创制，于方寸之地创造开阔可能的自觉。
《抽烟的父亲》写老父亲从农村来到城里儿子家居住，嗜好抽烟常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被十岁孙子指为“陋习”，要求“重新做人”。父亲只能每十几分钟便躲到阳台上过烟瘾，一不自在就嚷着各种不舒服。小说写主人公陪父亲坐公交车去医院检查，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父亲一清喉咙，“我”就马上拉住父亲的衣角。父亲忍到下得车来，迫不及待地抽起烟来，突然“我”听到父亲咳了一下，赶紧掏出纸巾，父亲还来不及接过“我”的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奔涌出来，落进他空了一半的烟盒里。回程时，车刚靠站，父亲便迅速拉着“我”往人堆里挤。平素最恨人不排队的“我”尴尬得不行，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把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小说的描写极其生动，但它的艺术魅力并不仅是生动。很多小小说有情节而无细节，有人物而无性格，有表层的故事冲突而无深层的精神冲突，而《抽烟的父亲》却有细节，有性格，有逻辑错位所建构起来的深层冲突。小说中的父子冲突不是孤立的，作者并未简单地使用城市/文明和农村/陋习这样的二元对立逻辑，而是深入到这种表层冲突底下更复杂纠结的东西：父亲虽充满“陋习”，但这是他农村生活经验使然，他虽然抢座，却又主动给其他老年人让座。跟他出一次门让已经被城市文明化的“我”一路胆战心惊，但父亲那种淳朴真诚、充满泥土气息的个性同样跃然纸上。它提醒读者，城市化虽然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城市”并不应有俯视“乡土”的精神优越性。而纠结的是，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耗尽气血把子女拱进城市的乡土之子一旦被裹挟进城市，却成了落伍过时、不合时宜的陋习携带者。小说由此而引人深思。我喜欢《抽烟的父亲》，它有趣有情也有思，它善于通过有限的情境而裂变出更丰富的思想信息。
我也喜欢像《二婆》这样的作品，方寸之间而安放了二婆一生的命运，命运背后又有着一个老辈女人的辛酸、坚韧和深情。小说中，二婆与二叔公初遇时的相杀相爱写得活灵活现；二叔公是个浪荡子，不顾一切辞了婚约而迎娶丧夫不久带着“拖油瓶”的二婆，却在婚后嗜赌好酒，在二婆产子时连个影子都没有。其后二叔公抛妻弃子过番去，在马来西亚重新娶妻生子，但在国内最艰难的日子里，二婆不断收到二叔公寄来的汇款。二叔公回来过，被二婆反锁在房子里，但二叔公终于还是走了，二婆没哭没闹，“深潭般的乌黑眼睛干枯了”。二婆弥留时，央女儿喊二叔公回来。
二婆最后的愿望是要二叔公抱着她。二叔公在马国太太的默许下，抱住了二婆。二婆干枯的双眼闪了一下，二叔公又捕捉到了两个深水潭，潭面绿波荡漾。
二婆走了，走时双手嵌入二叔公的手，任二叔公怎么掰也掰不开。众人七手八脚来帮忙时，二叔公止住了。一串热泪滚落到了二婆冰冷的手上，二婆的双手竟然缓缓地松开了。
这段描写极其动人。不仅在于恰当的修辞对强烈情感引而不发的捕捉，更在于作者在短短的篇章中有意地经营起历史的起伏和命运的波澜。在时间的巨流中，人们只见无数个体如一叶扁舟辗转而过，没有小说的显影，又怎见二婆这样渺小个体内在的辛酸、悲怆、坚韧和深情？就小小说而言，韦名虽未必每篇都能超越有限形制的规定性，但他却有着超越方寸之地的自觉探索，因而使表层冲突裂变出深层之思，使平面的人物获得了鲜活的性格，以小小说之小而大能触及历史命运，深能抵达人心内在的驳杂和深情。
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它充分地占有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审美特质。对小小说来说，形制的小只是外在的特征，如何在形制的小中按动那个开启复杂性裂变的审美按钮，这可能是韦名小说提供的启示，值得每个小小说写作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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