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
父亲说:“一角钱改变了我的命运。”
父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年少时,家里穷,我阿公是教书先生,很有才,精通古诗词,会写对联诉状,会做谜猜谜,但为人太老实,总是赚不到什么钱,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我阿嫲则精明能干,做点小本生意,一人挑起了一头家,养活带大了五个儿女。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小学毕业,就辍了学,跟着我阿嫲“走渔村”,渔村,其实是一个小山村,没有鱼,父亲就跟着我阿嫲挑了两筐鱼饭进山去卖,然后再挑些山货回城里卖,每天几十里山路进出,起早摸黑,就这么跑了两年,身体孱弱的父亲实在吃不消了,跟阿嫲说:姨啊,走渔村太辛苦了,还是给我一角钱去考二中吧。我阿嫲不信两年没读书的父亲能考上这县城重点中学,为了让父亲死心,就给了他一角钱报名费,结果,父亲一考即中,从此走上了知识分子的道路,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保送上了省卫校,当了医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父亲每次回忆起他的这段求学经历,都嘴角含笑,神情有点得意又有点腼腆,就像个孩子。
一角钱,让父亲从一个小贩变成了一名医生。“知识改变命运。” 父亲说。我想,这也是他再苦再难也要把我们三兄妹培养成大学生的力量所在吧。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在家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而一向以清高的读书人自居的父亲则放下身段,买菜做饭,母亲更是几乎把家务活都包揽了,亲朋邻里都说父亲他们太溺爱孩子了,可父亲说:“我的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了,家务活以后自然就会的”。
父亲平时对我们还是比较民主的,但在学习上则很是严厉,要是考试没考好,父亲就会找我们谈话,表情严肃,措辞犀利,我们都很怕他,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像老鼠见到了猫。我哥当年参加高考,模拟考一时没考好,父亲就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说我家房子小,人来人往的怕影响学习,就把我哥送到单位的办公室住宿了,要求他晚上一个人在那复习。父亲的单位在县城郊外,树木参天,晚上黑灯瞎火,人迹罕至,很是荒凉。我们当时都觉得父亲有点儿狠心,我哥更是诸多怨言,觉得父亲过于严苛,母亲心疼我哥,有时也会念叨两句,说可别逼出人命啊。可父亲态度坚决:“就是块铁,我也要压出块钢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不怕你们有意见”。不过父亲话说得很硬,心却是软的。在我哥复习高考期间,常常晚上母亲炖了汤或煲了糖水,都是父亲骑车摸黑给哥送了去。就这样,哥哥考上了外贸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工作。
人们都说潮汕人重男轻女,可在我们家,父亲却被说是重女轻男。也许因为哥哥是男孩子,又是长子,父亲望子成龙,对哥向来严厉些,而我是女孩子,加上读书成绩好,父亲对我自然也就偏爱些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很多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都放弃学业,早早出来干活赚钱帮忙养家,或者早早就嫁了人,可父亲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只要她会读书,能读多高我就供她读多高,就是卖房卖瓦也愿意”。于是,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我师范毕业后一边教书一边参加了大专函授,之后又参加了华师本科插班考试,那时的我已经20几岁了。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不理解,说女儿好不容易养大出来工作,又让她出去读书,不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倒贴,真是亏大了,可父亲不为所动,他说:“我女儿会读书,她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培养孩子不是为了让孩子赚钱报答我们,而是要让他们有个好的前途。”
那年的插班考试设在潮州韩山师范,父亲说我没自己出过远门,不放心我一个人去赶考,于是他带了我,从县城搭了大巴到潮州,寄住在他老朋友家。
考试当天,父亲早早地起来,给我准备了早餐,又借了朋友家单车,搭我去考场。古城的早晨安宁美好,父女俩穿街过巷,说说笑笑,父亲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不甚清晰,我想应该都是鼓励和让我放松的话吧,但父亲那不甚宽厚的后背,还有骑车吃力的喘气声,我是记得的,一生难忘。那年,父亲已年近六十。考完试出来,父亲早就等在门口,他带我去吃了碗潮州牛肉粿条。
如今,如父亲所愿,我们三兄妹都读了大学,留在了大城市工作。父亲的读书论让我们从小县城走了出来,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
只是,父亲两年前去世了,我再也听不到父亲对我的教导和鼓励了。但他曾经说过的话,已如这岭南小叶榕的气根,在我的心里盘旋,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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