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的心学散文浅说
□翁奕波
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钝子、常思子、中离先生（王阳明所赠），潮州揭阳龙溪都（今潮安庵埠）人。正德九年（1514）赴南京应试不第，遂拜王阳明为师。三年后登丁丑科进士第，复从阳明于赣州三年。后授行人司行人，不受，告归侍母。居中离山，与士子讲学不辍。嘉靖七年（1528）起补故官，晋司正。嘉靖十年（1531）上疏言建储事，触明世宗讳，下狱廷鞫。旋削职为民，隐居讲学于中离山，从学者甚众。嘉靖十五年（1536）远游江浙，会罗念庵于青原书院；又至罗浮，讲学于永福寺，东莞学者迎其居玉壶洞；再居惠州，为阳明理学在岭南的重要传播者。四年后归里，卒于家。终年60岁。隆庆元年（1567）补复其官职，赠承仕郎，河南道监察御史。《明史》及省府县志有传。
著有《研几录》（门人郑三极辑）、《图书质疑》《云门录》（弟子倪润记，现存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薛御史中离集》3卷、《乡约》1卷、《廷鞠实录》（门人叶萼记）、《训俗垂规》1卷、《鲁论真诠》《经传正义》《易传性理》《惠生八问录》（门人记）、《薛中离先生全书》20卷（民国曾彭年重辑）。
薛中离对阳明心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较大贡献，曾先后创办杭州天真精舍和潮州宗山书院，并于正德十三年（1518）刻《传习录》于江西，这是《传习录》之首次刻印。嘉靖九年（1530）命其侄薛宗鎧刻印《阳明先生诗集》并作序，嘉靖十六年（1537）冬又与王龙溪刻《阳明先生则言》并作序。
薛侃为王阳明高足，其心学论说，主要集中于《研几录》与《图书质疑》二书。
《研几录》初刊于嘉靖十四年（1535），是嘉靖十年（1531）薛侃被贬为庶民之后，于潮州宗山书院讲学时门人所记的语录，由郑三极辑录。《研几录》集中体现了薛侃对王阳明心学良知、本体功夫、知行统一等观点的理解和领悟。何谓研几？郑三极于序中曰：“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蕴之曰性，由之曰道，动之微曰几。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丧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几而已矣。故研几者，率性之恬修，道之枢要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志常存，念常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虚明，而后一有萌焉，必觉也。一有觉焉，必克其善，率性之恬修，是之为研几。”可见《研几录》的主旨就是“率性之恬修”，也即研究“率性之恬修”之修持功夫。因而，《研几录》除了阐述“道一而已，圣贤虽千言万语，功夫则同，不同就是异端。会得一时，方是知学。一者何？天理也，吾心之本体也。语其一谓之诚，语其主一谓之敬，语其无往非一谓之贯”（《言几录》）之主一说之外，其重心就在于良知论与致良知方法之论说。
良知之说为王阳明心学理论之精髓，也是薛侃思想之核心内涵。何谓良知，一是天理，又是良知，良知就是人心与人之善性，也即天理。薛侃说：“天理者，吾心之本体也。”吾心之本体即良知，是心中最高之实在，是指不受私欲与外物干扰之本心，是经常处于虚明圆觉状态之本心。《研几录》曰：“此心之发，是是非非，昭然自见，唯有不知者。惟溺于欲，乃自蔽耳。”可见良知乃人人皆有，与生俱来，是上天赋予每一个人之天理。良知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在《研几录》中薛侃说：“与知能行，神化之端也，天地也，圣人也，愚夫愚妇也，一也。夫妇与知能行，即圣人之所知所能，圣人所不知不能，即夫妇之不知能也。”是故，人只要常明常觉，就有了良知天理：“良知者，吾心之明觉也。常明常觉便是作得主，常作得主，则一刻万年，一念百虑矣。”可见，天理即良知，良知不在，天理不存。要存良知，就必须去恶从善，要去人欲，存良知，就必须以知善知恶作为辨别是非之标准。做任何事都要衡量是否合乎内心之良知。有良知，存天理，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存天理，有良知，尚需良能，那么，何谓良能呢？其与良知又为何种关系呢？薛侃认为：“依良知处，是良能也，非二也。”（《研几录》）良知与良能本为一体，良知是虚明灵觉之本心，发用而为客观具体的事物，就是良能。良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良能。良能之明觉精察处便是良知。良知是良能之明觉精察之指导，良能是良知之运用。两者是一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倘割裂开来，将导致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重视良知不见良能，脱离事物，一味静坐苦思，落于禅学之明心见性。一是只顾向外追求事事物物，忽略内心良知修养。他说：“无事时用得工夫，一沾事便走，此还是事重。一沾物便摇，此是物重。一沾毁誉厉害便动心，此是名利心未净。是谓宾胜主。当为不为必厌事，当接不接必恶外物，当理会处不理会，必有推堕不管之病，是谓主胜宾。宾胜主近乎俗，主胜宾近乎禅。匪俗匪禅，常虚而不息，常应而无滞，则圣学明矣。”（《研几录》）良知良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包容、实为一体，没有先后，没有主次。
致良知是薛侃一生所致力的事业，而知之功夫与致知之法在《研几录》中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知行合一，学贵尚行。他认为本体即是功夫，要在本体上下功夫，在心上做功夫。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他说：“知是即行，知非即去，以良知为主，便是功夫，便是学。”（《研几录》）可见，知之功夫便是行是去非，修持本心之良知，而这种修持之功夫是通过学来完成的。于是，他把学之功夫称为研几。他在《研几录》中说：“一了百了，正是研几主意。研几是随处精此了的功夫。不然，只是丢下，便空疏去。此儒禅之辨，不可不察。”人之良知，虽然是自足具有的，然难免受外物影响，动于欲，蔽于私，使良知遭受蒙蔽而不能显现，故需学，需下功夫以致良知，纯天理。良知即是本体，学的目的是恢复本体。但这种学，这种修持，不仅仅是丢下，去除心中杂质，而且应该主动去追求良知本体之恢复。只是丢下，求得内心澄澈，是禅明心见性的修持之法。儒者心学的修持之法在于致良知，纯天理，在于良知本体之恢复。他说：“学是学求至善，不为不善，则所为也皆善矣。”（《研几录》）良知本体“以形而上而言，故不可见不可闻。然形而上未尝离形而下，故体物而不可遗”，因而，求至善良知的目的在于恢复本体。“做得工夫是本体，依得本体是功夫。”（《研几录》）
在《研几录》中，薛侃还论述了致学中正根本、合知行、重躬行的问题，并着重论及致学之法。首先，学须有门径。他说：“为学如登山，得其路径进，进不已，必跻绝顶。不然，还是无志。”致学求知必须有方法、门径，路径十分重要，犹如登山，必须有路径，方能至绝顶，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把致学分为三阶段：“学有三节，初则舍非求是，中则有是无非，后则是非俱忘。”（《研几录》）是非俱忘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其次，学贵专精。他说：“既竭吾才，死而后已，致乎一也。”学贵致乎一，致一就是诚和专的功夫，此方为善学。“诚则专，专则精，精则变，变则成。是故质不可以弗学也，学不可以弗精也。”只有诚才能个体充满，充满才能真气流行。其三，学须由思而入。薛侃注重致学中的思考，认为只有思而入，才能学到“一本立焉，五伦备焉”的学问，才能获得良知。其四，学忌虚谈不切实际。他认为“行高学蔽”是天下之害，说来条条是道，做来处处不是，虚谈阔论，漫无边际，刚愎自用，贻害无穷。致学之法，在于有门径，贵乎一，思而入，忌虚谈，只有如此，才能达致学之最高境界。
《图书质疑》成书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时薛侃于丰山永福寺讲学。有学者咨询河图、洛书、太极问题，遂著《图书质疑》释之。《图书质疑》由图说、图书总解和诸生答问三部分组成，主要是借研讨阴阳八卦、太极无极之原理，阐明主一说之核心意涵。
主一说为薛侃阐述阳明心学之核心。阳明心学旨在强调“物我一体”“心物一体”之主体性，薛侃继承这一思想，将一作为宇宙万物之主体。认为：“万物一体也，万物一心也。应之以一心，视之以一体，形体自泯，彼此自通。即事即心，不必另存心；即心即理，不必另求理。”这是阳明致知功夫之本源。因而，薛侃把一作为心学之核心。
薛侃认为，“太极浑然一也”，“天下物未有阳离乎阴，阴离乎阳者。在一物则兼具，在二物则相济。故象数相涵，卦气相成。夫奇为乾，偶为坤，似分为二矣。然奇中有偶，偶中有奇。”（《图书质疑》）两者相涵相济，不可离而为二。是故，宇宙中之阴阳、两仪、四象、八卦都与太极一样浑然一体。他还说：“虽有二气之分，实则一气之运也。语其二者，其为物虽异，其为用则同也。……柔得刚则立，刚得柔则行，阳涵阴则静而明，阴涵阳则动而精，二而一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图书质疑》）太极虽分两仪，有二气之分，实一气之运，浑然一体。“太极无内外，无方体。谓有内外方体，非太极也。故太极一也，二其一为两仪，四其一为四象，八其一为八卦，九其一为九畴，万其一为万殊，非别，为一理也。……故曰，道为太极。涵三为三才，会天地而归诸人。故曰，心为太极，心岂有内外乎。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一贯之旨也。”（《图书质疑》）显然，太极包含了宇宙九畴，天地人三才，人伦物理，理念道德。因而太极一，阴阳一，理气一，不可拆补离析。故薛侃认为：“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可拆也，本具足不可补也，二则杂，拆则离，补则赘。后儒动裂而二之，拆而补之，道丧其真，学失其枢矣。”可见，道就是一，道就是天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物得一以生。故一者其本体也，无弗同也。学问之道复其本体而已矣。”学问之道如此，治国之道亦如此：“惟以万物一体为心，然后公是公非明于天下，致君泽民自有绪矣。”主一能使天下万物一体为心，从而达致君民一，天人一的天清地宁之天下大治。
薛侃从探析河洛、图书入手，论说了太极涵两仪，道生万物之浑然一体论，从而顺理成章地建构了他的以心为本体之主一说。主张心就是理，心就是太极，理就是太极。并由此演绎出一套天下一，君臣一，臣民一，人人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君臣有义之敬天、明德、勤民之政治伦理哲学。这便是《图书质疑》之核心内涵。
由上可见，薛侃《研几录》《图书质疑》二书，阐述之核心在于主一说与致良知。主一说是其心学之哲学核心，致良知则是其心学之最高哲学范畴，无欲存善是其哲学之归宿，发奋求学是充实本体之途径。毫无疑问，其心学之说，有正人心，维护大一统封建统治之初心，也有致良知，积极修持，去恶从善，净化人心的积极意义。薛侃一生追随王阳明先生，其心学之说，正是旨在发扬光大阳明心学。正如湛若水所言：薛侃“所著《研几录》《图书质疑》，皆以发明师之的指，无后来毫厘之差也；然则其所得必不可量矣”。
《研几录》与《图书质疑》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谈话与问答，近乎孔子《论语》式的语录体论说性散文。语言简练，意旨幽深，分析透辟，逻辑严谨。然亦不乏生动形象之譬喻，如以“为学如登山，得其路径进，进不已，必跻绝顶”来说明学须有门径，便十分生动简明。再如：“诚意之功，真切向往，是有为者也。正心非更别有功夫，就中顺应自然，为而无为而已。正心如印版玲珑端楷，修身是印得仔细，齐家即印之家，治国即印之国，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个功夫。”（《研几录》）将致良知之诚意正心之涵养功夫与修齐治平之践行目的合而为一之道理以印版作喻，十分生动形象。薛中离行义在乡里，名节在朝野，一生不遗余力发扬光大阳明心学，其心学著作不仅对岭南儒学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开了潮州论说性散文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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