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 早岁原知世事艰
□吴国钦
我随母亲到汕头后，我们一家住镇邦街附近的绵德里一号。父亲在镇邦街一间小百货店当店长。当时无论大店小店，店长都叫“家长”。
大约在1948年，内战正酣、百业萧条，父亲所在的店也倒闭关门大吉，父亲失业了，从此，家庭经济靠母亲一人车衣服来维持。在极其困顿的经济大环境下，来做新衣服的人越来越少，母亲只好去找一些布头布尾做婴孩服装。出世不久的婴孩总要穿点衣服的，母亲专门做一款叫“水鸡衫”的婴孩服，这是一种连体衣，而下裆开口用纽结住，方便婴孩便溺，水鸡衫做好后，由父亲拿到福合埕集市摆卖，有时也卖给一些商铺。但母亲一人毕竟能力有限，加上其他裁缝店见市场不错，竞相推出各种款式的水鸡衫，因此家庭经济并未改观，勉强够糊口。当时家里有祖父母、外祖母、父母、我和三个弟妹（细弟尚未出生），还有二姑母，共十个人开饭，要供这么一大家子吃饭实在不易，可见母亲的辛劳程度。
父亲没读过什么正规小学，可能小时候跟祖父念私塾，写信极为流畅，常常半文半白，让人受用。如他给我的信中会用“善自珍摄”、“执弟子礼甚恭”等词句。我心里明白，我虽然学历高至研究生，但在写信这方面，完全逊色于没有什么学历的父亲。
父亲待我异常严厉，家里总放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鸡毛掸子，既可扫灰尘，又可打我。平心而论，我小时候还是比较乖的，属于听话一类，从未和小朋友吵嘴打架。可能生活压力大，父亲常拿我出气。记得有一次，他找不到鸡毛掸子，竟然解下身上的皮带来抽我，好在我见势不妙，一溜烟跑掉了。那天吃晚饭时我不敢回家，在离家不远处偷偷瞄家里动静，见母亲在拭泪，她可能以为我离家出走了；祖母则挪动小脚在家附近找我，一边叫我名字，一边骂父亲。看到这个场面，我心中有数，我的保护女神出现了。回家不会再挨打了，于是飞快闪到祖母跟前，然后把留给我的晚饭很快吃掉。
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要我拿着一包带壳的熟花生每天晚上到大观园戏院门口摆卖。于是，每天大约在大观园戏院开演前半个小时，我便在戏院门口的地上铺上一张报纸，用竹篾圈着花生，大约摆了八九个小圈圈，每个圈里约放20粒花生，卖给来看戏的人。每堆花生能卖多少钱，当时收取的是铜板，还是金圆券，现在已经全无印象。至于一个晚上能赚多少钱，恐怕只有父亲知道。在大观园戏院门口大约蹲了十多天，父亲就没有叫我再去卖花生了。
一天晚上，我和祖父吃晚饭后到父亲的地摊去替换父亲回家吃饭。不久，一班人围上来挑选我们摆卖的粗羊毛背心，爷孙俩很兴奋，以为会有什么好生意，但这班人很快就散去，一件也没买。他们走后，我突然发现地摊上的货物少了很多——父亲吃完晚饭回来一看，发现被偷去了24件羊毛背心，地摊上仅剩八件！父亲一言不发黑着脸，祖父和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心想这一次不知要如何责罚我了，但我下定决心不躲避。回家后，母亲听说被偷去这么多背心，哭了起来。我站在旁边等待父亲的鸡毛掸子，但站了好久不见动静，只听父亲说了句“上楼睡去”。我既庆幸自己没被打，又为丢失背心深感痛惜与内疚。
屋漏更遭连夜雨，不难想象这一件事对家庭经济和我内心打击之大。长大后我才悟出这次父亲不责打我的道理。祖父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介老学究，他只懂线装书，何曾看管过什么地摊；而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一老一幼，根本对付不了五六个毛贼。社会黑暗，盗贼蜂起，平民百姓深受其害，责备老人或责打小孩，根本无补于事。
说到社会黑暗，我目睹当时胡琏兵团在街上拉壮丁。由于我家只有我这个十岁左右还不属于“壮丁”的孩子，其他非老即幼，因此可以置身度外。我从门缝里看到国民党兵捆着几个青年人离去。有一次在地摊，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把拐棍往商铺柜台一放，老板不得不给他钱银让他离去。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量伤兵南下，汕头街上随处可见，这些可怜又万幸捡回一命的伤兵，无人顾及，只有向手无寸铁的百姓伸手……
我的母亲章素真，出生在潮安县浮洋镇徐陇乡，原本姓徐，由于家穷养不起女孩，小时送给浮洋章厝我的外祖母收养，因此改姓章。外祖母原有一儿子，结婚后去了泰国，不久客死异乡，留在家乡的媳妇改嫁了，这样，外祖母就剩下我母亲这个养女。我母亲的生母，我称她老姨，膝下有两个儿子，即我的大舅父、二舅父，他们待我极好。潮州俗谚云：“外甥食母舅，从无食出有。”事实确实如此。我在潮州读高中时，没有钱坐车返汕头老家，周六就步行十公里到老姨家吃住一宿。虽然老姨家穷，二位舅父耕田不能养活家人，二舅父只好批些牛角用手工做角梳帮补家用。但每逢我到来，二舅父就会想尽办法买点猪肉给我吃。老姨和二位舅父把对我母亲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了。令人痛心的是老姨和二位舅父在1960年饥荒时相继饿死，想起他们，我心如刀割，难受极了。尤其令人伤心的是，前些年我的二舅母（大舅父因穷困终生未娶），一位非常善良的老妇人，以八十高龄在老家走失，表弟们分头寻找，连附近几个鱼塘都网遍了，竟不见踪迹。二舅母竟以如此方式终结人生，令儿孙辈痛断肝肠，欲哭无泪！
1957年我参加高考，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下笔了，我将母亲从外到内写了一遍。母亲长得高挑苗条，虽说不上是什么美人，但模样是极端庄的，在儿子我的心中，她永远是最美的。母亲成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后，夜以继日车衣服，终于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常咳个不停。有一次她躺在病床上，我站在一旁，半晌未说一句话，母亲开口说：“国钦啊，你怎么这样笨，我病得难受，你怎么一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啊！”现在想起来，简直痛苦极了，我怎么连一句安慰母亲的话都没有说呀，现在想弥补这一过失，一千遍一万遍安慰母亲，她再也听不到了。我真是罪孽深重，以为站在病床前守候就可以了，殊不知病人是需要安慰的，母亲是需要儿子的慰藉的，这样才能减轻身心的痛苦。
潮汕人传统积习特深，常常重男轻女。1968年我的女儿出生，父母除来信祝贺外，让二姑母前来帮忙；1974年儿子出生，母亲不顾老迈，亲自前来照料，一住就是半年。
母亲在广州这半年，我没办法在物质上让母亲有半点享受。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物质匮乏，且个人工资低，研究生毕业后，除去试用期，每月领68.5元，常常成为现在所说的“月光族”。我们基本上吃饭堂的饭菜，未能给母亲添点什么好吃的。我的一双儿女，小时候从未喝过牛奶，那时的牛奶只供应癌症病人。至于其他物用，如粮、煤、柴、蛋、棉布、猪肉等，均凭票供应。每月每户供应半斤鸡蛋，这当然只能让小孩子吃。
母亲操劳一生，未满70岁就去世了，遗憾的是我赶到家时她刚刚瞑目，再也听不到我呼天抢地的哭声。母亲的骨灰葬在她老家徐陇的山上，与二舅父为邻，小时兄妹无法在一起，这个时候终于团聚，有亲哥陪伴，母亲从此不再寂寞。我每次上山拜祭母亲与二舅父，还未到坟前，想起母亲操劳一世，早已泪流满面。其实，祭品再好，母亲是永远享受不到了。我想起《千家诗》中宋人高翥的诗句“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祭品再多，美酒再好，“一滴何曾到九泉”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经济宽裕了，父亲有时来广州小住，我不止一次到下九路清平饭店买清平鸡助膳。当父亲听说一只清平鸡40元的时候，感慨地说：“一般职工可吃不起呀！”我只好说：“你来了，加加菜。”父亲没有母亲辛劳，晚境闲适，早上常到汕头中山公园听潮曲。由于心境平和，经常活动筋骨，他活了96岁。
父母已故去，我也早就成了儿女的父亲，转眼又晋升祖父了。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往下传。“夜归儿女笑窗前”，但愿家家温馨若此，先辈也就瞑目了。
（作者是戏曲史专家，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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