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教授与澳门史研究
澳门历史的发展，与葡萄牙殖民者入侵息息相关。
十五世纪后，葡萄牙国内经济曾一度有较大的发展，航海业迅速崛起，商贸兴盛。这促使它逐步向外扩张。十六世纪初，葡来到东方，国小力薄的它面对巨人般的中国，不可能靠船坚利炮敲开大门，于是就采取伪装、欺蒙的诈骗手段实现其入侵野心。
戴裔煊教授就是根据这一特点，进行澳门史的研究。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从一些被歪曲历史的关节点、难点着手，分别进行重点探索，逐一加以突破。进而对澳门历史的整体发展，进行全面探索。
◎ 戳穿“赶走海盗获奖赏”的谎言
戴教授首先对所谓商人帮助中国政府赶走海盗获得澳门的谬说，进行探讨。他撰写了《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的问题》一文，刊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三期（33000字）。他指出，最早有此说的，出自1537~1558年（嘉靖十年至三十七年）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贸易、人称“说谎大王”的葡人平托。他在1619年出版的《旅行记》中说，“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求，把澳门给了我们。”到了1641年（崇祯十四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一书中，则演变为“（中国）答应：假如能把海盗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康熙乾隆年间，居住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政在1771年刊行的《中国通史》又变成“中国政府向葡人建议，假如他们把海盗赶走，就把澳门让给他们”，“（葡人）虽然比海盗少，结果把海盗赶走，并在澳门成立人烟稠密的小村落。”1782年，法国航海家松内拉在《东印度群岛和中国航行》一书里进一步胡说：中国人与葡人合兵剿海盗，“葡人连战皆捷，结果把海盗肃清，在广州河口获得澳门这个硗瘠的小岛，作为他们胜利的酬赏。”这些道听途说的谎言，公然写在葡萄牙殖民大臣美卢·伊·卡斯特罗的外交备忘录中。戴教授分析了“赶走海盗”谎言的演变，指出这完全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伪历史。西方一些“澳门历史专家”，如蒙塔尔托在1926年出版的《澳门的历史》和布拉加于1949年的《西方先驱者及其发现澳门》等书仍然大加渲染，他们为了自圆其说，胡编了一些赶走海盗的“事实”。
那么赶走海盗的真实情况如何呢？戴教授用大量史料考证了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海盗的真实历史。那是发生在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七年后的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驻潮州柘林的水兵，因当局断绝粮食供应，联合当地出海贸易的“海盗”起兵，进逼广州。澳门葡萄牙商人为讨好广东当局，希图取得合法通商的地位，主动派出德·梅洛和佩雷拉率领的船队进攻海盗，半小时内击溃海盗（弗郎哥语）。平定柘林兵变后，广东总督吴桂芳上书告捷，答应奖给两个葡人首领一道“金札”（烫金的奖牌）。总兵俞大猷在《集兵船以攻叛兵书》中明确写道“功成重奖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正式的通商关系都拒绝，何谈将澳门奖赏给它。俞大猷对葡人入侵澳门，“用强硬法盖屋成村”“恃功骄横”，甚为痛恨，在平定柘林叛兵后曾上书吴桂芳，建议用兵同葡人“大做一场”，将其逐出澳门。
戴教授该文彻底戳穿了所谓“赶走海盗获奖赏”的谎言。接着他又写了《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针对国内某些刊物在宣传入侵年代问题上含糊不清，而西方舆论各执一词，意图掩盖入侵真实历史的情况而作。中文资料对入侵年代存在多种说法：《明史·佛郎机传》说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薛馧的《澳门记》和夏夑的《中西纪事》是嘉靖三十年（1551年），郭的《广东通志》和申良翰的《香山县志》为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戴教授深入研究了各种资料，认为《广东通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述准确可靠。两次均记载：“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境者，托言舟触风涛蓬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狥贿许之。”广东监察御史王以宁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条陈海防疏》，以及两广总督周嘉谟、巡按田生金在万历十五年（1617年）的奏疏均持此说。贿赂汪柏是葡人得已入据澳门的关键。关于贿赂问题，葡方也有记载可印证。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奉命来中国探情报的船长索萨给葡王约翰三世的报告中说：一年来“业务上没多大进展”，“禁止到中国港口”，后来他采取“和平谈判”的方法，得到一位叫阿尔梅达的人帮助，“送礼和其他用途，用了一大笔钱”（克鲁斯《中国概说》语）。 戴教授这一考证既澄清了长期纷纭的说法，也有力地驳斥了所谓“赶走海盗获奖赏”的谎言。
《年代》一文当时并没有发表，只是呈送给中央有关外事部门作参考，这对外事活动争取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 揭露葡海盗商人在闽浙沿海的罪恶
为了匡正歪曲的历史，弄清嘉靖隆庆年间，封建统治当局叫嚷得非常厉害的闽浙沿海所谓倭寇海盗问题，揭穿葡萄牙海盗商人流窜的罪恶，戴教授专门撰写了《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65000多字，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引述大量官方文献，并参照外国资料，论述了嘉靖年间在闽浙一带沿海地区出现的所谓倭患，真正的倭人只是少数，多数是葡萄牙海盗商人。嘉靖元年（1522年）以来，葡商人在广东沿海作恶多端，被当地官兵驱赶，无法立足，遂流窜到闽浙沿海。其时，浙江、福建、安徽等地手工业、商业发展快，大批破户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为了生存，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出海贸易。这为葡萄牙商人流窜到该地区提供了条件。葡萄牙商人混入闽浙沿海后，甚至伪装成日本人与少数倭寇纠合在一起，继续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他们麕聚在浙江宁波府的双屿港，妄图在此建立殖民地，不断偷袭附近村庄，杀死村民、抢掠男女、掠夺财产、放火烧屋等（克鲁斯语）。遭到官兵追剿后，他们又进犯福建漳州月港，在那里又抢夺粮食、殴打村民，“激起了整个地区人民的公愤”（平托语）。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们在诏安县的走马溪被官兵围剿，遭到惨败。此后，葡萄牙海洋势力又窜回广东沿海，继续侵扰。
戴教授在《倭寇海盗》一书中，除了揭露葡人在闽浙沿海的罪恶之外，还通过对大量官方奏疏和地方史料的深入分析，考证了浙江安徽福建一带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已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并对当时官方指称为山寇和海盗的首领人物全面考察和分析，说明他们大多是被压迫被剥削的贫苦劳动人民，代表着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在生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走上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冲破“海禁”，发展贸易。当局的镇压，实质是当时的阶级斗争表现。戴教授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对这时期的社会关系作出新的论述，很值得重视。
◎ 笺正《明史·佛郎机传》之谬误
文化大革命时期，戴教授顶着动乱的风险，用几年时间全心撰写了《明史·弗郎机传笺正》一书（84000多字，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明史·佛郎机传》是国内系统记述澳门历史的正史佳史。《明史》著于清初，前后经过六十年编纂，被誉为“日久功深”“考证稽详”。戴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佛郎机传》不少内容叙事含糊、颠倒错乱、歪曲事实、舛讹百出。他依据大量中外史料深入考证，对传文中简略和隐晦不明的作出补充说明，对错误的予以订正。
例如：传文说“四十二年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戴教授引述了张鸣冈奏疏原文，旁征了王以宁在《东粤草疏》中记述香山小榄人李孙宸当时的见闻，以及《香山县志》关于“禁约”等多种史料，说明张鸣冈在加强对葡萄牙殖民者约束限制的同时，另一面又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这就对此段历史的叙述更为全面。
又如，传文说“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戴教授指出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在年代上有错，请通市是嘉靖八年林富上疏，王希文疏和都察院复奏，是在嘉靖九年。再者，王希文主张不同东南亚国家的商人自由贸易，怕葡萄牙商人趁机混进，要严格审核东南亚国家进贡的文书，限制船数和人数，实质是主张闭关自守，反对林富请通东南亚诸国贸易。说“许佛郎机通市”是无中生有。
传文说林富，“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这是对林富《代巡抚通市舶疏》的严重歪曲。戴教授查核了代作此疏的黄佐《泰泉集》，载有此疏的《殊域周咨录·佛郎机》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交趾西南夷》三个版本，逐字逐句对照，个别字句略有差异，原意基本一致，均没有“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之说，明确写着“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发，官军擒捕”。传文所以出现如此错误，主要是盲目引“援据多舛”的《名山藏》造成。
◎ 驳斥葡人交纳澳门“地租”荒诞之说
《笺正》书为澄清一些澳门历史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戴教授在进行上述各重点专题研究的同时，逐步构想撰写澳门全史的提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草。在撰写中，他又着重探索了另外两个关节点：澳门的所谓地租问题，以及亚马勒就任澳门总督后的一系列暴行。
葡萄牙人盘踞澳门后，虽然贸易往来大大增加，但仍然不是明朝“祖训”和“会典”所承认的“饷商”，而是非法的“私番”，不能享受中国政府的优厚待遇。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起，葡方就千方百计要求建立合法通商关系，甚至冒充满加拉国王的派遣来求通贡，均被中国当局识破而拒绝。对“私番”的葡萄牙商人实行查清来货的数量、品质以及货主，“抽其十之二”，方许贸易。
葡人素来狡猾，用偷漏的手段在守澳官查验之前，串通奸人把货搬走，对抗抽分。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当局改以船大小为定额丈抽，禁止未纳税而先起货。葡人为减少抽分，经常对守澳官行贿。这种行贿逐渐成了惯例，从万历中起，每年缴交五百两。后来守澳官害怕暴露受贿丑行，要求汇寄到提举司，上交国库。
有关行贿的情况中外史料均有相似的记述，可互相印证。这种输纳贿金，后来被葡萄牙殖民者称为“缴纳地租得以租住澳门，而中国封建当局没有驳斥，予以默认”。其实中澳双方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关于地租的谈判或者签订协议。戴教授通过深入分析所谓“地租”的演变，拆穿了这一糊里糊涂把行贿说成是交纳地租的荒诞之说。
◎ 力证葡殖民者武力霸占澳门之暴行
葡人入据澳门后，横行霸道，欺凌诈骗。为防止和控制入据者的暴行，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起，先后订立了一系列的“禁约”，在前山寨一带加强了军备；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澳门设立粤海关监督，乾隆八年（1743年），广东当局为加强对葡人的管束，设立由广州府直辖的澳门海防同知，兼理民番；把香山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半岛的望厦村，就近管治。入据葡人虽诸多抗拒管束，甚至于天启元年（1621年），借口防止荷兰人入侵，修筑起炮台堡垒，设置武装力量，派遣驻澳总督。但是那时葡人对中国政府的法规，基本上愿意遵守，承认澳门是天朝的土地，接受中国的主权管理。
1840年英国发起鸦片战争，1872年8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后，西方列强纷纷企图瓜分和掠夺中国，葡萄牙殖民者在这种诱惑之下，认为机会难得，于1873年7月（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提出，要以“最佳的方式承认澳门归属葡萄牙王室”，要求中国政府“将领土让至前山寨，甚至或至少扩至莲花茎的尽头”。“随着地界的扩展，在中国官吏撤退后，上述地区连同澳门将被视为葡萄牙领土”，“终止交纳地租”（索塔尔托语）。不久，又任命海军舰长亚马勒为澳门总督。此人是一个十分横蛮的殖民者，在侵略非洲的一次战斗中被炸断了右臂，人称为“独臂兵头”。他到任后强行封闭中国海关；拆毁税厂；限令税厂人员二十四小时内撤离澳门；封闭设在万厦村的香山县丞衙署；驱赶中国官员；不仅拒绝惯例缴纳的地租，还强迫征收华人铺户、房屋公钞，勒收小艇的渡船税；将三巴门至关闸的民房和农田实行霸占等等，一系列倒行逆施，引起了华人无比愤恨，最后遭到义士沈志亮等人刺杀身亡。葡萄牙殖民者的一切暴行使澳门完全沦为殖民地。
戴教授引述中外可靠的记述，揭露了葡萄牙殖民者在鸦片战争后，撕毁其长期的所谓“恭顺”的面纱，疯狂地赤裸裸地以武力霸占了中国澳门的主权。
本文作者系原《红旗》杂志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编审。
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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