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瑞探花牌坊之谜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粥城附近有一探花牌坊，据介绍，牌坊主人刘其昌（1828—1902）是同治元年（1862）的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历任二等侍卫、山东道御史巡抚中丞、刑科给事中、广西按察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等职。探花牌坊于1990年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多方查阅刘其昌其人其事，却又发现有些令人疑惑之处。
“武探花”是何等人才？
网络上关于刘其昌的介绍，多是在牌坊简介基础上的演绎，而有些文章的发挥，甚至堪比武侠小说：
据说，同治元年（1862年）武状元开考那天，同治皇帝御驾亲临，观看武进士比武。轮到刘其昌武长剑时，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忽然，刘其昌手中的长剑甩手飞向空中，旁观者皆失声大叫。只见刘其昌纵身一跃，伸出右脚一钩，顺手便把长剑抓回手中。武罢，同治皇帝问刘其昌：“爱卿这一套剑，朕从未见过，到底是何套路？”他叩首回答：“皇上，那是我师傅传授的，名为"魁星踢斗"，今日演此，是为了借此祝颂大清在皇上的治理下，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同治皇帝龙颜大悦：“爱卿能武能文，真是难得的人才。”遂钦点刘其昌为武探花。
且不说武举考不考剑术，稍微具备史识的人应该知道，1862年同治皇帝才6岁，一个小孩子能和考生这样交谈吗？
刘其昌所中的“武探花”，和我们平时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前三名绝对不可相提并论。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简略介绍了清朝的武举考试：
“ 武科如同文科，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考中者也有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的称号。武科分外场和内场。外场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诸项。外场合格后，入内场，考策、论两篇，以“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为试题。”
宋代以来，崇文抑武成为社会风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谓深入人心。参加武科考试的人员多为文化素质较低的武员，军官（即使是武状元出身）被视为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成了军官的基本标志。考试中将“一旦”两字写作“亘”，将“丕”字写作“不一”的比比皆是。鉴于此，清代后期，武举考试以拉硬弓为主。选择军官的标准，基本就局限于膂力了。
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主角苏灿曾参加武科考试，一度因武功而胜出，最后被指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由是构成欺君之罪而被贬为乞儿。这虽然是戏说，但在历史上，中武举者不识字之事屡有发生。
众所周知，清代的翰林学士都是饱读诗书的“学霸”，巡抚总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等，也多由文官出任。若说武进士能够入翰林、任巡抚，除非这个人是文武双全。
刘其昌是同治元年（1862）武进士，距离这个时间点最近的香山志书是同治十三年（1874）开始纂修、光绪五年（1879）完成的《光绪香山县志》。
根据《光绪香山县志》（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刘其昌确是同治元年壬戌科进士（县志体例，书页中上列为文进士，下列为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而通过读秀数据库的关键字（刘其昌 进士）搜索，可以查到：在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 同治朝 光绪朝 宣统朝》（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0页）、王炜编校的《〈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895页）里都有刘其昌武进士的记录。
以上资料说明，刘其昌确实是同治元年的武探花，但县志里，除了中探花的记录，并没有刘其昌入翰林的记载。
事实真相：黄冠刘戴？
巡抚为地方大员，要在官方记载里找到证据并不难。在这里，推荐一部《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全录》）。此书收录清代自顺治至宣统260多年间曾任“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这四种官职”的5300多名官员的简历。其中大部分人物史料取材于朱彭寿（1869—1950，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侍读，官至典礼院直学士）所著之《皇清纪年五表》《皇清人物考略》和《皇清人物通检》。翻阅《全录》中“云南巡抚”“广西巡抚”目录，并未发现有刘其昌的名字。
除了《全录》，陈淑所辑《光绪建元以来督抚年表》（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读秀上可浏览。以下简称“督抚年表”）也是比较可靠的版本。检阅此书，也未发现刘其昌的名字。
由此可确定，所谓的刘其昌出任广西巡抚等记载，并没有可靠的史料可支撑。那么，刘其昌的这一串履历从何而来呢？这一系列经历，不像随意捏造出来的，最大的可能是编者张冠李戴，将其他人的经历当作刘其昌的。考虑到刘其昌是香山人，编者将其他香山进士的简历误作刘其昌的可能性更大，笔者尝试在百度输入关键词“香山县 广西巡抚”，结果有了意外收获：黄槐森，香山人，曾出任广西巡抚。再查询《全录》和《督抚年表》，黄槐森赫然在列。
《全录》里介绍道：
黄槐森，字作銮，号植庭。广东香山人。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初六日生。同治元年壬戌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云南迤东道。光绪十六年授贵州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二十一年八月授云南巡抚，二十三年十月改广西巡抚。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黄槐森、刘其昌两人不仅都是同治元年壬戌科进士（黄是文进士，刘是武进士），而且出任的官职颇多重合：云南迤东道、云南巡抚、广西巡抚。不久前出版的某部专述香山进士的图书，同时收录了黄槐森与刘其昌的事迹，吊诡的是，书里两人不仅官职一模一样，连出任的时间都完全相同。
很难想象这世上有两个人的仕途完全相同。合理的解释是，编者把黄槐森和刘其昌的事迹弄混了。而根据各方面的资料，任广西巡抚的只能是黄槐森，而不是刘其昌。值得一提的是，在广西巡抚任上，黄槐森在桂林倡办体用学堂（广西大学前身），这是广西近代史上第一所中西结合的新型学堂。
根据介绍，探花及第牌坊是同治皇帝为表彰刘其昌的功名而赐建，刘其昌于1862年回乡兴建。
由上述推断看来，这座牌坊也是疑点重重。武探花含金量如此之低，也就谈不上什么功名，既然如此，朝廷为何批准刘建牌坊？如果刘其昌1862年就回乡兴建了牌坊，为何在光绪和民国版的香山县志里都找不到此座牌坊的记录？（朝廷赐建的，县志不可能遗漏）另外，牌坊简介中的大部分内容既然是伪造的，为何还能挂上去，牌坊简介的内容是否通过有关部门核查？以上疑点，期待有识之士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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