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表达与文艺批评应如何“记住乡愁”？ 浅论“粤派批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日前，广东省青年评论家论坛在289艺术园区岭南活力非遗艺术馆举行。资料图片
●林岗（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
至少从思想活跃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文艺批评界就寻求将批评建立在对地域文化认知的基础之上，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倡议。这些名称各异的说法的共同核心其实都一样，这就是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生长落实在批评领域。1986年文坛前辈吴有恒首发倡导《应有个岭南文派》；1989年黄树森发起并主持“珠江大文化圈”讨论；1992年黄伟宗从研究陈残云小说得到启发，也提出“珠江文派”的概念；2004年郭小东撰文，呼唤“新南方文学”。两年前蒋述卓、陈剑晖联同《羊城晚报》发起讨论“粤派批评”，这是关于这个批评潮流最近的一次集中表述。“岭南文派”“珠江文派”也好，“新南方文学”“粤派批评”也好，其精神实质都是寻求批评与地域文化精神的相互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文艺批评事业的新的发展方向。
当然不是表达地域文化精神的所有形式都同时发生急速的改变，但差不多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普通话迅速普及，与此同时，部分粤语方言也伴随着香港流行歌曲和电影广为流传。这个语言的变化，隐藏着对岭南文化精神如何进行表达的新挑战，至少在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领域是如此。遥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岭南有口皆碑、全国亦广为知名的广东文学，无不以粤语的精妙运用为其地域文学的鲜明特色。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正是这些前辈作家的力作撑起了名副其实的岭南文学。他们的作品不但出自这片土地，表现这片土地上人的生活，他们的奋斗、挣扎、蜕变和酸甜苦辣，而且以其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精神所熔铸的语言形式将之呈现出来。前辈作家的文学探索可以说应运而生，又可以说是高度的文学自觉造就出来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批评圈并没有把这么有岭南地域特色、这么有“岭南味”的文学称为“岭南文派”，反倒是在文学领域粤语色彩相对淡化的时期，批评圈才萌生出奋发图强的自觉，举起了岭南、粤派的旗帜。不论是不是一厢情愿，我愿意把它理解为迟到的自觉。
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过后，广东作家及其作品当中，以承继前辈寻求地域文化精神与其方言表达形式的完美融合作为努力方向的，较之黄谷柳等前辈大家有所减少，作品中的地域语言色彩不如以往突出。举个例子，读《虾球传》，你能很容易地猜到黄谷柳是广东作家，但读今日的一些广东文学作品则未必。这固然与小说题材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全国文学普遍的发展潮流及读者欣赏习惯改变的影响。文学语言的表达是不是应该一如既往地“记住乡愁”？这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文学之道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整体地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文学里地域语言色彩呈现出“变通”的趋势。这一趋势让本土文学的表达与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相连接，让作品毫无障碍地拥有更多的读者，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为其中的“广东味”不够浓郁感到可惜。毕竟这是一个转变中的世界，出现这一趋势也可谓是顺天应人。
处于转变时期，文学表达遇到的挑战与文学批评遇到的挑战息息相关。探索地域文化的精神气质与语言尽可能融合的表现形式，不但是作家的职责所在，批评家也责无旁贷。所幸的是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致力挖掘的地域文化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本身的表达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广东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使得这片岭南大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机。对于一个不用说公路网已经连通了所有乡镇，就算轨道交通也连通了几乎所有地市级行政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向着信息化和高科技化迈进的珠三角地区，这片土地当然还是叫岭南，但如果我们谈论起它的文化精神和地域特色还停留在乡村农耕时代的概念，那显然有点儿“落后于形势”了。总之，改革开放实践的洗礼已经使一个新岭南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从乡村农耕时代的乡土民俗、人物风貌、文献记载等得来的岭南地域文化的内涵。这个与乡村农耕时代有着深厚历史传承而又迥然不同的新岭南的地域文化精神该如何挖掘、如何表达，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和批评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因为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的课题。“粤派批评”的提倡代表了这样的努力，值得好好探索。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衷心希望活跃在文艺批评领域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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