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邓江年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广东是经济大省、开放大省、外贸大省，举全省之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广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地方责任，也是广东推动发展水平进阶、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破解三大难题
一是科技短板明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最先发展起来，最先碰到问题、最先承受阵痛，又最先探索转型。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尚在路上。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核心是技术来源问题。但即使与国内相比，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也短板突出，劣势明显。含港澳，我们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2.10%，而北京是5.96%，长三角2.97%。在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大科学装置等方面我们均大为落后。在代表未来成长性的独角兽企业上，我们只有19家，北京是70家，长三角是60家。
二是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制造业发达，但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突出。大湾区内部总体呈现“东密西疏南轻北重中空”的产业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基于功能差异和产业链分工的区域协作体系发育程度明显高于西岸地区。大湾区产业分布自北向南由重渐轻，广州、佛山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中山、东莞、惠州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而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南沙则“中部塌陷”，起步晚，周期长，与大湾区的中心地位不相称。
三是发展阶段多样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之间发展阶段不一，有位居全球前列的港澳，有迈入发达行列的广深，有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莞佛，也有尚处于发展饥渴期的江门和肇庆。大湾区如实行同质化、普惠化政策则将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如实行差别化、特殊化政策，则有损整体营商环境的打造，这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同时，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不同关税区域，形成了包括自由港、经济特区、自贸区等多重经济体的体制叠加格局，协调性、包容性有待加强，制度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规划纲要》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方案
《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四梁八柱，对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一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属性。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产生与形成都与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有着密切联系，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代表了欧洲大工业革命时代；纽约大湾区、五大湖城市群代表了美国崛起和美国梦时代；东京大湾区代表了二战后黄金30年时代，旧金山大湾区代表了信息革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时代代表性，其关键是两点：能否代表未来全球科技、产业发展方向；能否代表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竞争力量。《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就是要面向未来，代表中国参与全球高端竞争。
二是塑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属性。作为国际一流湾区，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纽约湾区为全球提供了华尔街，旧金山湾区为全球提供了硅谷，粤港澳大湾区也须拿出属于自己的产业名片。制造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底色。270个产业集群、336个专业市场带来的产业高覆盖率、制造快速反应能力和产品快速迭代能力是我们立于“国际湾区之林”的最大砝码。《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发展生态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支持香港在优势领域探索"再工业化"”，就是要坚守实体经济，为全球提供以先进制造业为标识的公共属性。对“世界工厂”，做的是升级，并未轻易摒弃。
三是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属性。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港澳的作用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进一步强化，有利于推动港澳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加繁荣稳定。香港是名列全球“纽伦港”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已经连续22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往来。澳门是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港澳可以充当大湾区连接世界的桥梁，探索粤港澳共同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新模式，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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