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师所治”刻文陶片与南海丝路两千年

珠海特区报 2021-03-29 08:29

□本报记者苑世敏

在珠海博物馆三楼第八展厅,走到头便是“海贸要道”展区,这里有着珠海博物馆展品中十分重要的一件珍藏——刻有“朱师所治”字迹的陶片,这块质朴而珍贵的刻文陶片,引发人们对珠海地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展开猜想。

“这块陶片体现了珠海地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与南海丝路两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珠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国家考古发掘领队资格拥有者郭雁冰说。

外伶仃岛上的珍贵文物

据郭雁冰介绍,这块陶片是1986年珠海文博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采集到的,是一件带釉弦纹罐残器,肩部刻隶书“朱师所治”四个字,同一展柜中还有唐朝、明朝等时期的遗物。

“经与先秦至东汉时期的字体比较,其字体接近西汉字体风格,故推断其出产年代为西汉。有专家认为"朱师所治"四个字是制陶工匠落款,可能是我国早期外销陶瓷的遗存,因为汉代除了开辟从徐闻、合浦起航至印度洋以及从山东至朝鲜、日本的航线外,还开辟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的南北沿海航线。”郭雁冰说。

出土“朱师所治”陶片的石涌湾遗址范围约2500平方米,遗物类别包括陶器、石器、瓷碗等,所属年代包含夏商时期、汉代至南朝、唐宋、明清等,主要是先秦和汉代文化遗存。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物可辨别出来的为广东窑场、福建窑场、江西窑场、浙江窑场产品,以广东窑场产品居多。

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或为“海上丝绸之路”补给点

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后,汉使穿越南海,进行官方海上贸易。番禺、徐闻、合浦以及日南成为这一时期南方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丝绸、黄金、釉陶器和玉器等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进口物品有珍珠、犀角、象牙、玳瑁、琉璃、香料等。

这条海上通道穿越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航行到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标志着联结东西方的南海至印度洋航路正式对接。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舶来品银盒、象牙等证实两千多年前这条航线的存在。造船技术和观星辨航向保证了海道航行的可能,因为汉代番禺是南海的造船中心,能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广州秦造船工场可建造宽3-6米,载重25-30吨的木船。而舟师用"观星定向"法保证了船行航向。所以,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可能是海上贸易的补给点之一。”郭雁冰说。

从“朱师所治”刻文陶片联想到古人海上贸易的智慧

郭雁冰介绍,在外伶仃岛发现的“朱师所治”刻文陶片等遗物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是一种推断,在外伶仃岛发现汉代遗物,一个是时代比较久远,一个是猜测当时去外伶仃岛不是很方便,由此联想到这个陶片与汉代时的海上贸易有关,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紧接着,郭雁冰结合出土文物回顾了那段人们发挥才能,造船、克服海上航行困难,与多个国家达成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广式船舶“南越舟”“八槽舰”具有帆、桨、篙、舵、碇等,设备比较齐全。1955年,广州先烈路三号墓出土的东汉陶船船头系锚,有防浪蓬,船尾有舵,舷板较高,适于深水航行。但汉代的造船技术还不能建造足以抗拒大洋浪涛的大型船只,海船只能靠近海岸航行。

此外,航海的实现还需要导航支撑。“秦汉时期,人们以观察日月星辰的方法辨识航向,诸多文献证实了这点,如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西晋葛洪《抱朴子》也说:"竝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乘船回国后也记述:"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以进"。”郭雁冰说。

唐代中期后,“海上丝绸之路”呈现空前繁荣局面,北自登、莱,南至交、广(指古代北方登州、莱州,南方交州、广州),都通往海外。唐贞观年间,唐朝与近20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出现“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的盛世景象。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梯航万国来,争相贡金帛”。

“为此唐朝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航海贸易。当时连接东西方航线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屯门出发,自珠江口越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最远到达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经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高峰。”郭雁冰介绍。

“1977年在外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的唐代14件古陶瓷和1985年在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的唐代21件古陶瓷证实了这条航线的存在。”郭雁冰说,“宋元时期因造船技术的提升和罗针导航的使用,使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自此之后,瓷器代替丝绸,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1969年珠海蚊洲岛沙滩发现的212件元代青瓷器就是见证。”

沉船、陶瓷和珠江口航线的关系

目前,珠江口西岸已知的沉船自东至西有三灶草堂湾沉船、平沙前锋沉船、“南海一号”沉船等;打捞的陶瓷器有外伶仃水下唐代陶瓷、荷包岛水下唐代陶瓷,及发现的蚊洲岛沙滩埋藏的元代陶瓷等。

“我们如果将这些遗物点和"朱师所治"刻文陶片所在的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标记在现代地图上,大致呈一条自东向西近海岸的航线,可见至少自汉唐以来珠江口航线已为人们所熟知”。郭雁冰说。

专家点评

珠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郭雁冰:

珠江口是“海上丝绸之路”要冲、南来北往的船舶必经之处,这已为史料和考古发现所证实,足以证明珠海地域的历史是久远的。

考古发现与海上打捞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珠海地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所以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中发现“朱师所治”陶片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物可辨者窑口众多不足为奇,这与其所处交通位置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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