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中医典籍解读系列之七罗汝兰与《鼠疫汇编》:中医治鼠疫显奇效
罗汝兰,字芝园,一字广文,广东石城(今廉江)人,清代广东名中医,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担任儋州学正。翻阅史料,关于罗氏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并不多,民国时期编纂的《石城县志》中只有寥寥数语提及罗氏的功名(岁贡)和职务(琼州调导),没有过多的经历和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著作《鼠疫汇编》相关的记载。光绪(1875-1908年)年间,国内鼠疫流行,岭南地区同样鼠疫肆虐,哀鸿遍野,死亡人数达数十万。所幸的是,在这30多年间涌现了如罗氏一般的众多岭南名医,扬岐黄之术,活人无数,为岭南瘟疫防治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医治疫,空闹笑话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病死率极高。岭南各地民间称之为“恶核”“核疫”“大头瘟”“人瘟”“瘟疫”“控槌案”“浮核”“着瘟”“粒总”“脚边浮核病”“恶核病”“疬子症”等。1882年,鼠疫从云南经北海、钦州、廉州、雷州半岛蔓延至海南等岭南地区,香港也未幸免。
1894年,香港鼠疫严重,当时香港西医说中医不识治疫,请港英政府禁绝中医。香港洁净局官员将鼠疫患者送到泊于水中的医船,让患者吞下混有液体药物的白兰地酒,然后把6磅的冰块置于患者头顶,并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磅冰块。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鼠疫患者,十个中几乎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医船的。当时西医这个方法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葬送了无数条生命。可笑之处就在于这种做法恰好犯了岭南中医的治疗禁忌,鼠疫禁用辛温,亦禁用雪水,恐其冰敷。
大疫当头,中医界人士没有就此认输,而是顽强抗争,他们联络士绅上书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要求与西医做一个公平的考核。将鼠疫病人均分给中医、西医,分别进行治疗,用疗效说话。结果西医以30%治愈率的差距不敌中医,由此香港中医得以保全。此时束手无策的西医只能返回英国避难,香港的鼠疫患者陆续得到中医的救治。
巧解病源,颇有创见
清代岭南众多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便利的海上交通和纵横交错的内陆水运,导致了传染性疾病的侵入和传播,鼠疫也不例外。此外,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古称“瘴地”,中原移民水土不服,极易造成瘟疫的流行。
关于鼠疫的源头,罗汝兰在《鼠疫汇编》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罗氏对吴宜崇的鼠疫源于地气的观点作了补充,他认为鼠疫的发生不仅仅是地气造成的,且是天地之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罗氏还认为鼠疫的流行与环境污染有关。岭南地区依海而居,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人口集中,人员往来频繁,巷道不洁。从其对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看,城市污秽较多,形成的热毒鼠先受之,人随之感染。
苦思顿悟,成就经典
罗汝兰作为岭南医家的代表之一,面对鼠疫肆虐,民众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他倍感焦虑,空恨没有治世救民的良方。对于鼠疫,罗汝兰的反应是“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症者”。不难看出鼠疫对当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治疗困难重重。
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于光绪十七年春,罗汝兰偶然见到《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罗氏受了启发,“悟及鼠疫乃热毒成淤,遂专以治血为主,兼以解表,用解毒活血方加减作主方,救治患者”。此年冬,又遇友人吴存甫《治鼠疫法》一编,在悟及《医林改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症状加减药物,于1897年著成《鼠疫汇编》。
比之其他的疗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发掘出了更加新颖、更加有效的治法,它采用取法吴瑭治疗温病之三焦辨证法,即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汤为基本方,按症状不同加减用药,史书记载:“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所以,用罗汝兰的新疗法,对当时鼠疫的治愈率高达90%,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因而1894年时流行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三焦辨治,推陈出新
所谓三焦辨证,即将鼠疫分上、中、下三焦进行辨治,分别是上焦、中焦和下焦。上焦证主要为鼠疫的初期,分轻证、稍重证、重证、危证、至危证等；中焦证见“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下焦证见“夜热早凉,或热退无汗,或身热面赤,口舌燥,甚则舌蹇囊缩,痉,厥,神昏”“齿黑唇裂”。罗氏创造性地运用温病学说三焦辨治,把鼠疫的各种症状表现划分为上中下三焦及直中三焦四类,并且对三焦的不同症状采用相应的药物加减治疗。
在服药方法上,罗氏根据古法进行创造性改进,他强调,染疫须用重剂急追多服,方能建功,“尤要初起即急服药”“重危之症,必要连追三服”“重危之症,初起重剂急追,十剂左右效,迟半日必加半,迟一日必加倍”。除了内服汤剂,外可以涂敷,针刺放出“毒血”,用以治疗鼠疫危重之证,但忌贴膏药。
所以说,罗汝兰在用三焦辨证治疗鼠疫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真正地体现了大灾之年的医者仁心。
验方有效,无误一人
由于晚清之前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队伍主要是私人医馆和游医。为了让更多鼠疫患者得到快速救治,罗氏还收集了一些“屡试辄验”的验方,如鼠疫毒核消毒散、消毒饮、广验疫证方、吴子存经验方、经验疫证方、急救核证经验良方、加减银翘散、叶天士神犀丹、经验涂核散(朱砂、木鳖仁、雄黄、大黄、冰片、蟾酥、地丁、山慈菇)等。同时根据症状的轻重缓急采取外用或内服的方法治疗,重证者采用日夜连追法,危证者即时连追,没有贫贱之分,都能得到救治,数百病人无一贻误。
解毒活血汤的主方: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去皮尖打碎、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桃仁、红花、当归活血化淤,厚朴入血行气,是方中的主药,必不可缺；犀角、羚羊角、藏红花为清热护心之药,但是这些药物稀价昂,他找到相对廉价的麦冬、竹叶心、石膏、茅根、大青叶、桃仁、苏木等临床代替药物,造福贫而无力购买的鼠疫患者。同时罗氏也总结了类似于顺口溜一样的四句要语,“居要通风,卧勿黏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言简意赅,提醒民众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和防治鼠疫。
医术难传,终获认可
光绪二十一年之前,罗氏在家乡石城行医,当年夏天,面对严重的鼠疫,罗氏担心鼠疫反复蔓延,他刻印了更为详尽的《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当年秋,罗氏到海口等待学正的委任命令时,将《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带至海口。
当时的海口已经暴发疫病,患者数千,然而,琼地医生并不相信罗氏的《鼠疫汇编》中提供的良方。《鼠疫汇编》第五刻书的序中这样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琼侯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弊者数千,族人电催此方,过海曾著效验,而琼医未之信也……”此年冬至,府城地区鼠疫发作,罗氏将《鼠疫汇编》发给琼医,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诋毁。
直到光绪二十二年春,鼠疫肆虐,灾民无数,琼医束手无策,鼠疫患者才肯去找罗氏医治,得到有效医治的同时还获赠了此书,从此才消除了当地人的疑虑,治鼠疫良方才得以顺利推行。
鼠疫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现代医学认为,在自然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为30%-70%,罗氏记述用加减解毒活血汤治疗,患者的死亡率降至10%。对于这种客观的疗效以及当时罗氏的创见和经验推行,后来遇到不少阻力,其学术见解和经验疗效迟迟未能广泛取信于中医界,随着鼠疫流行在中国的渐渐消失和西方医学的发展,以至于《鼠疫汇编》寂寂无闻近百年,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推广数省,验证当代
当然,学之枯讲无稽,医之验效立见。如果一个药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谁还会将它广为流传呢?虽然,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科技水平来看,90%的治愈率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想象,但是在当时鼠疫暴发的年代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后世医家治疗鼠疫多效仿此法,如黎佩兰的《时疫良方释疑》中介绍了加减应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心得,所用药方均出自《鼠疫汇编》。宣统《阳江县志》有解毒活血汤施治当地鼠疫病患确有实效的记载,足见该方效验绝非虚传。光绪二十六(1900年)年泉州鼠疫流行,晋江县慈善团体经泉州城内道口街郁文堂刻印发行《鼠疫汇编》3000册,药方6000张,施药5000剂,对当时福建南部地区的瘟疫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广东名医邓铁涛曾说:“很多人不信罗芝园《鼠疫汇编》能治好这么多人,我信,因为他的方法很合理。”所以在岭南地区,认同罗氏疗效的不乏其人。武文连等人的《青海省人间鼠疫临床分析》一文中采用当归注射液与维生素C、东莨菪碱、链霉素配合治疗,治愈率达100%,这也从现代医学的侧面印证了罗氏治疗鼠疫方法的合理性。
□文/涂新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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