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打赢农信改制化险攻坚战 3年64家农信社改制，化解风险包袱超过1300亿元
2020年12月31日潮阳农商银行揭牌开业。
2020年的最后一天，潮阳农商银行1139名员工穿起来了崭新的行服，全行洋溢着新气息。当天，潮阳农商银行正式揭牌开业。
同一天，揭牌开业的还有郁南农商银行。12月31日，崭新的“潮阳农村商业银行”“郁南农村商业银行”牌子在欢呼声中被揭开。随着最后两家农商行正式开业揭牌，广东用三年时间顺利完成64家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的攻坚任务，全省完成农信社全面改制组建农商行任务。
这是广东主动打响的一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以全面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为目标的改制攻坚。
3年来，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完成改制的农商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0年总家数的两倍，累计化解农合机构风险包袱超过1300亿元，主要监管指标由落后于全国跃升为全面优于全国农合机构平均水平。
改制攻坚
化解风险包袱超过1300亿元
2020年12月31日，广东金融改革史上迎来重要的里程牌——全省农信社全面改制组建农商行。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第一家农村信用社在台山县成立。此后，农信社伴随广东农村、金融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农村信用社，也是广东服务“三农”、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的发展机制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广东农信社改制起步相对较晚，步子较慢。数据显示，2017年9月末，广东有64家农信社未改制为农商行，占全省农合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甚至成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领域。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农信社改制势在必行。2017年9月，省委、省政府启动以全面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为目标的新一轮深化改革。2017年11月15日，省政府召开全面加快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动员大会，正式打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关键一役。
改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改制之前，全省农合机构面临超过800亿元的改制资金缺口，新旧难题交织，各方矛盾错综复杂，对不少地区而言，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完成改制的艰巨任务，广东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动员各方以“钉钉子精神”落实组建农商行工作，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劲往一处使，全省层面形成一股改革力量。各地市均由市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担任本市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将农信社改制确定为“一号工程”，破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年来，以时间倒逼进度、挂图作战，广东围绕农信社改制展开了一场高风险机构歼灭战。攻坚之下，广东农信社改制跑出了“广东速度”——3年间，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完成改制的农商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0年总家数的两倍，累计化解农合机构风险包袱超过1300亿元，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8.8个百分点，主要监管指标由落后于全国跃升为全面优于全国农合机构平均水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广东农信改制将风险化解与全面的体制改革相结合，为农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广东是金融大省，农合机构资产占全国1/10以上，农合机构也成为广东金融总体改革布局的最后一块堡垒。通过3年的农信改制化险共建，广东守住了金融安全相对脆弱的农村金融阵地；有效清除农村金融历史包袱，农信系统轻装上阵。
广东模式
创造出一批全国首创改革经验
农信社改制并不是广东独有的难题，在全国也有诸多先例可循。但改革涉及资金体量之大、机构数量之多、深层问题之复杂，决定了广东农信改制不能完全“照搬”外省经验，必须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新路子。
3年的改制攻坚，广东不仅完成了64家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艰巨任务，且通过深化改革彻底化解农合机构风险、破除农合机构风险“周期律”，全面革新农合机构体制机制、提升农合机构服务“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能力，形成农合机构改革的“广东模式”。
通过改制工作，广东创造出一批全国首创改革经验。如运用法治化手段推动不良资产清收与打击逃废债工作，进一步优化地方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系统内农商行定向帮扶、优势互补，“注资”与“立制”并举；创造性地采用单家改制、新设合并改制、吸收合并改制等改革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行100亿元专项债来补充农合机构资本金。
据悉，改制期间，各地市共出动公检法人员2000多人次，立案6330多件，通过约谈、函告、曝光等软性措施和拘留、逮捕、通缉等硬性措施，掀起农合机构不良贷款“清收风暴”，清收压降不良资产超600亿元。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改制中广东调动多部门力量，包括“公、检、法”力量开展“清收风暴”、打击逃废债，不仅强有力地帮助农信机构化解金融风险，而且从长远看优化了营商环境特别是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整个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大有助益。
同时，为了破解农信社每隔十多年需要外部帮扶一轮的风险“周期律”，在本轮改革中，广东把全面转换农合机构机制体制作为重中之重，发挥了“小法人、大系统”优势，确定了“注资、注智、注制”的定向帮扶思路。3年来，优质农商行共派驻管理团队247人、高管33人，帮助改制机构重构内部控制、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合规建设等制度，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曾刚接受采访时表示，广东在农信改制过程中，借助优秀机构的赋能来实现能力提升，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以资本为纽带，在资本注入的同时，将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向被帮扶的机构进行输出。同时，通过股东和派驻董事的方式，参与被帮扶机构的公司治理，全面优化改制机构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从实践来看，显著提升了被帮扶机构的管理绩效和经营业绩。
机制创新
改制带来新发展
随着改制的完成，遍布广东乡镇的农信社全部换上了农商行的新招牌。从农信社到农商行，改制不是简单换个牌子，而是建立符合现代化商业银行功能定位、行稳致远的长效机制。本轮改革中，广东把全面转换农合机构机制体制作为重中之重。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清退问题股东，提升“三会一层”履职质效；再造合规流程，优化授信队伍等，扎牢制度的防火墙，防止不良回潮；加强了重点风险、重点领域的考核问责，展开了“问题员工”清退工作；改革用人机制，完善市场化薪酬体系，激发员工新活力……改制中，广东各地农商行不断强化坚守定位内生机制，制定支农支小发展规划，加大信息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以更强的县域经济服务能力面对了疫情大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血脉通，增长就有力。“提前部署完成农信社改制任务，不仅让广东农合机构卸下历史包袱，成功经受住疫情的压力测试，还让其成为关键时刻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之一。”肇庆农商银行董事长黄东奇如此说。
曾刚认为，改革化解了之前的存量风险，并构建了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农信机构经营绩效显著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也明显增强，在支持地方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改制的推进，农合机构卸下沉重包袱，地方金融主力军地位更加凸显。数据显示，改制前后，农合机构存贷比由60％提升至65％，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农户贷款、扶贫小额信贷分别比改革前增长20％、30％、60％和219％。截至2020年11月末，全省农合机构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规模继续保持全省银行业首位、全国农信系统排头兵地位。
南方日报记者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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