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陈强： 参加国庆阅兵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笔者从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罗肇灿先生处了解到，云浮市云城区星岩路马排巷住着一位曾经参加过国庆阅兵的抗战老兵，他就是今年92岁的离休老干部陈强。8月7日下午，我们专程登门拜访了陈老。陈老感冒初愈，但一听我们问起参加国庆阅兵的往事，立即来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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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高筒军靴寄托着陈老的阅兵情怀
陈老把珍藏的一双军靴从房间拿出来，对我们说：“我当时就是穿着这双军靴参加阅兵训练的。1951年夏天，解放军第一战车学校受命组建了坦克兵徒步方队，准备参加国庆阅兵……”说到这里，陈老目光变得深邃而幽远，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68年前……
1927年9月，陈强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坡镇，18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9月，被抽调到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战车学校，成为首批坦克兵学员，训练基地在北京市郊的长辛店。经过苏联教官3个月的速成训练，1951年初，首期学员毕业，他们大部分到了抗美援朝前线，陈强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担任坦克炮的射击教官。组建国庆阅兵方队时，陈强荣幸地和在校的部分学员，被选为徒步方队的集训队员。
徒步方阵是402人，前面两个是指挥官，后面是士兵方阵，共20行，每行20人。训练时要求穿着统一的坦克兵制服和高筒军靴。训练要求非常严格，队员之间的距离要求分毫不差，站立要纹丝不动。
作为射击教官，陈强除了要参加阅兵训练，还不能中断教学。“开始时白天正常上课，只是利用早上起床后的半小时及晚上时间在操场进行训练。指挥员喊口令"一二"时，我们的脚要使劲摔到地上，因这双靴有些不合脚，半个月后，我的脚摔肿了，疼到不敢着地。”
万般无奈之下，陈强只好把这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交给了战士许玉祥。在顺利完成阅兵任务后，许玉祥和大部分受阅坦克兵学员被派往朝鲜战场，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从那之后，陈强就一直把这双不合脚的军靴当成了宝贝，从北京调到浙江，又调到山东，一直带着它。转业到云浮后，几经搬家，也精心保存着这双军靴，还时常拿出来，把它擦得锃亮。
“这是一双牛皮防爆军靴，铁钉也剌不穿。”陈老对它赞叹有加，客厅里还挂着他当年穿着这双军靴拍的照片。
当问到陈老无法穿着这双军靴参加国庆阅兵，是否有些遗憾。陈老摆摆手说：“那时，打败美帝国主义才是头等大事，训练坦克兵支援前线更重要。不参加训练后，我所有心思都投入到训练新炮长上了。”
但训练期间的一件家事，却让陈强内疚至今：训练开始不久，陈强就接到老家来信，说父亲病重，不久，又接到电报，父亲突然病故，但由于任务紧张，他没有向领导请假。事后，部队连续给陈强家里发了两封公函，说明情况。直到1956年回去探亲，陈老才见到父亲的坟茔。
“忠孝真的两难全啊！”说到这里，陈老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这照片里，我父亲穿的衣服，就是我在战场上缴获寄回去的日军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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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作为坦克车长参加国庆阅兵
1952年夏天，幸运再一次到来：中央军委决定由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坦克部队及第一战车训练基地的教官组建战车方队，参加国庆阅兵。陈强担任其中一辆苏T-34型坦克的车长。当时参加检阅的大部分是苏T-34中型坦克，也有少量的苏IS-2重型坦克
“训练从8月开始，正值夏天，最辛苦的是驾驶员。”陈强对当时阅兵训练的情形记忆犹新。训练要求非常严格，坦克前后左右的距离偏差不能超过10公分，要求等速行驶，每百米误差在0.5秒内。“那时的坦克驾驶仓内连个电风扇也没有，每次训练完毕，衣服全湿透。但没有一人说苦说累，大家都以能参加国庆阅兵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10月1日，陈强和参加受阅的战友们早上4点起床，6点到达天安门东侧一个叫南池子的地方集结待命。他们要从这里起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上午10时许，坦克方队轰隆隆地驶向检阅台。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看到这滚滚铁流，顿时欢声雷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们也频频挥手，但陈强和战友们不敢有丝毫的分神，心里只想着顺利完成任务。
“看到毛主席了吗？”我问。
“没有，当时最担心的是坦克中途熄火，整个坦克方队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后，绷紧的神经才松驰下来。”陈老说到这里，开心地笑起来。
坐在坦克内通过天安门广场那两分钟，成了陈老一生中最光荣的记忆。陈老指着客厅中一张穿着坦克兵制服的照片说：“这是我在阅兵后拍摄的。”只见照片中的陈老，穿着帅气的坦克兵制服，威武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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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曾判他最多只能活到47岁
交谈中，陈老风趣幽默，声音洪亮。之前，曾有人告诉我，陈老听力不好，交流有些困难，没想到，陈老对我的问题心神领会，完全不用“翻译”。
在第一战车训练基地期间，陈强先后培训及送了四批学员上朝鲜前线。到达前线后，陈强和教官们会被安排到前沿阵地观战及组织前线官兵座谈，然后吸取实战经验，改进训练方法。
“那时训练苦啊，为了适应朝鲜战场的实况，我们要离开北京的营房，到沈阳、长春等更冷的地区训练，我的手脚年年冻肿。士兵们轮着练习，但我却一直要坚守在教练岗位。经年累月，那一发发大口径大炮，把我两耳震聋了。”
1960年冬天的一次夜间训练时，陈强被一块弹片击中左眼，从手术台上醒来时，才知道眼球已经被摘除。加上战争年代的三次负伤（拼剌刀时被鬼子剌伤左臂，被子弹打伤右腿，被曳光弹烧伤），陈强伤残已是“三等甲级”，按规定早已可以转业。但部队首长觉得陈强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教官，坚决挽留他。1962年，陈强随部队从北京移防浙江。1963年，又移防山东莱阳县。1964年患重症肝炎，治了三个月医院。出院时，军医安慰他：“放心吧，按你的情况，再活10年估计问题不大。”
陈强听了，心情格外沉重，自己才37岁，大儿子5岁，小儿子2岁，妻子28岁，即使按军医最乐观的估计，活到47岁，孩子还未长大成人啊。这时，司令员胡鑑征求他对转业的意见，陈强说只想回到气候温暖的广东，对其他没有任何要求。当听说被分配到云浮后，他和夫人余姨找来地图，才知道是一个远离家乡的粤西山区县城。“1965年的元旦，我们是在路上过的。”余姨还记得一路上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到达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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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是我再生之地，我爱美丽的云浮”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几次想告辞，但陈老都意犹未尽。他把最近写的两篇文章送给我，一篇是《我爱美丽的云浮》，一篇是《热烈祝贺70周年国庆》。又把他表哥刘波当年写给他的信拿给我看。转业3年后，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才知道他到了云浮，曾担心他拖着病残的身体无法适应山区的气候。
“云浮的青山绿水，云浮人民的深情厚谊，及领导的关怀，让我轻松地活过了军医判断的47岁。”说到这里，陈老大笑起来。他当年下乡，跑遍了云浮的乡镇，与村民同吃同住，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至今还有往来。56岁那年患了结肠癌，老干部麦冬生立即帮他联系最好的医生进行治疗。“是云浮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为了报答云浮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只有努力地工作。”
陈强在银行工作时，见群众取款经常要排长队，便带领职工学习四指点钞法，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担任百货公司经理时，见每月关门盘点三天，常有远道而来的山区群众失望而归，便创造了“不关门盘点法”，不但增加了营业利润，还方便了群众，当时肇庆地区各百货公司都前来向陈强取经。
2003年，刘波来云浮探望陈老后，由衷地赞叹：云浮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宜人，你转业到这里很幸运。
说到国庆70周年，陈老动情地说：“每次观看阅兵，看到天安门前的滚滚铁流，我都特别激动。我见证了中国装甲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在，我们的祖国更富强了，我们的城市家园也更美好更和谐了。我感到很幸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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