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家与文化底蕴
《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
姚蓉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8月
●周松芳
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很多时候，家族或者世族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底蕴的重要体现，且对文化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以中国而论，且不说魏晋门阀世族，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仍观察到这一现象，即认为文化之兴废，与世族之陵替有很大关系。在国外，法国批评家丹纳则在他的经典名著《艺术哲学》中正面立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但较中国传统世族之说略为宽泛。
海内海外，心理攸同。
文化世家的研究，近来渐成显学，仅就明清阶段而言，已有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振羽的《江南彩衣堂——翁同龢家族文化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力平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洪永铿和贾文胜的《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树春的《家族文化补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专著问世。此外，像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王志民教授策划并主编的大型丛书“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共3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对文化家族研究的推进与深化，更是功莫大焉。而我最为关注的，乃是广东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上海大学浦江学者姚蓉教授的《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
这是作者2003年至2005年间在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指导下的博士后课题，出站到上海大学工作后又继续深入研究，并先后被列为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建设项目，到现在出版，差不多是二十年磨一剑，自是颇有可观之处。首先是方法论上的“五个结合”就显示出扎实的创新，颇能超迈前贤及同侪：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学、史学研究相结合，把社会学的视角融入文学分析，将文化世族的文化特征、文化活动及其文学成就结合起来研究，使论文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将传统的历史考据法和知人论世方法相结合，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引进计量研究等现代研究方法，勾绘江南文化世族的具体特征，由此观照其文学主张及文学成就，并进而论及江南地方文学的发展甚至十七世纪整个文学走向，使论述令人信服；将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既从整体上把握当时文化世族与当时文学的总体特色，又重点突出江南文学的地域特征，既注意把握江南世族与江南文化的整体特征，又注意不同地域的流派、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尽量使研究点面结合，做到视野开阔，又无空泛之病；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既依据时间顺序研究文学发展的趋势与江南世族兴替、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也注意比较共时性的文化世族、文学创作之间的异同，以此把握文学变迁的规律；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既注意用古代文论中常用的意象说、境界说等学说来研读作品，也努力吸取西方有关理论如叙事学、诗学、美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研究等，赋予本研究新的视野。
在展开具体论述中，更是时见精彩之笔，比如从才女之兴考见世族文化之功。胡文楷先生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女作家人数为汉魏六朝33人，唐代22人，宋代46人，元代16人，这几个朝代的女作家总计不过117人，而仅明朝一代就收录女作家245人，是前几个朝代总和的两倍多，至于清朝的女作家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书中收录有3682人，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轶前代”。才女在明清时期的突然增多，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女子在智力上比前代女子有了惊人的飞跃，而只是说明当时女子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增多了。根据［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对清代女作家地域分布的统计，可知这种机会主要是江南文化世族提供的，如吴江叶氏、沈氏世族就是才女成群之处，因为这些文化世族对文化的重视，已不局限于仅仅培养男性成员步入仕途，还重在提高整个家族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品位；文化世族对女性的教育培养，不仅促成了大批才女涌现，也保证了家族文化的良性传承，因为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往往是母亲，所以文化世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又能够以学识熏陶其子女，在后代的教育上发挥积极作用。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仍足资启迪。
此外，书中揭示文化世族强烈的家族文化传承意识形成的藏书与刻书活动，更是嘉惠至于今日。比如明代最大的藏书家毛晋刻藏的八万四千册汲古阁和目耕堂藏书，有不少流传至今。再如明代吴县袁氏家族袁表、袁褧、袁袠兄弟皆有刻书，而袁褧“嘉趣堂”以数量丰富、品质优良闻名海内。这些文化世族的刻书活动多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为了传承文化、克绍家声、留名后世。常熟张海鹏就曾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清］黄廷鉴《朝议大夫张君行状》，《第六弦溪文钞》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第246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页）
其实，我推荐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借以反观吾粤文化世家及其藏书刻书等情形。清代以来，广东文风甚盛，一个重要表现是省内以姓氏为单位，在广州合力建设了不少宗教祠式书院，比如北京路大小马站院群，当然最大最典型的则推陈家祠，直可雄视寰宇。而富商巨贾投巨资刊刻群籍方面，也令人瞩目，如十三行伍崇曜刊刻的“粤雅堂丛书”，十三行潘仕成刊刻的“海山仙馆丛书”，至今仍为学人受用和称道。而更值得表彰的是，十三行及其他粤商后人中，颇有杰出学者，堪称岭南文脉之异。如十三行梁氏后人梁方仲、梁嘉彬兄弟，新会药材商后人陈垣，阳江盐商后人戴裔煊等均是，而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端赖潮商之力，更能见出一地重文之风气。只可惜这些粤地文化瑰宝并不为今人所重，他们的文集绝大部分由外地出版，即便某些有识之士不惜光阴费尽心力整理好了，比如《梁嘉彬文集》《罗香林文集》等，仍是出版无望。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全国各地争先恐后的文化世家研究风潮，公认为现代第一文化世家的新会梁氏，且不说研究，知道这一点的，应该都极少吧，令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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