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晃潮 心系同胞漂泊史 赤子热忱念故乡
罗晃潮，时年20岁。
罗晃潮著作（部分）。
2010年9月，罗晃潮参加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50周年聚会。
1988年5月，罗晃潮（右）与日本侨领、华侨史学家陈德仁先生在长崎调研时合影。
200万字文稿，百余篇论文，十余本编著、译述专著，四十年来，罗晃潮践行着东莞学人的品格。他的研究涵盖史籍研究、华侨研究、岭南罗氏研究、广府研究等内容，曾到日本华侨社会实地考察，对日本华侨的历史和现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填补了日本华侨史研究在国内的空白。
与其他东莞学人一样，罗晃潮时刻都在关注故乡，发表多篇关于东莞的文史论文，为东莞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得知家乡要为自己出版《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后，罗晃潮热情回应，与家人一同设计和编排文集，称这本文集是故乡给予他的最高奖赏。
文：李彤晖受访单位供图
学海回眸
朝斯夕斯尽显学人品格
1930年，罗晃潮生于广东东莞，据其家传《东莞槎滘罗氏族谱》记载，他的先祖为罗贵公四子光之公支脉。宋绍兴元年（1131年）,罗贵公率南雄珠玑巷民33姓97户南迁，传至罗晃潮的祖父祖荫公已是罗贵公20世孙。
延绵不断的家风传承，使罗晃潮与文字结缘一生。在《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自序中，罗晃潮评价自己“好读书，雅爱舞文弄墨”。罗晃潮的父亲禹培公是中山大学法学士，曾在抗战时取得全国文官考试前三名的优异成绩。抗战时，罗晃潮的母亲卢氏婉芬携他的姐弟回到故乡，他则与大弟随祖父母生活在新塘的宝华布店中。1940年，10岁的罗晃潮入读新塘镇华佗庙附近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后转入增城县一中，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
回首往昔，幼年被日伪军拘留的经历，使罗晃潮心中产生“为何日本仔从老远来侵略我国之疑惑”，之后的学者生涯中，他一直在求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抗战胜利两年后，罗晃潮考入广雅高中，在“务实求本”的校风熏陶下，开始深入接触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了解到中国近代百年积弱的原因，敬佩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赴汤蹈火，逐渐与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接触，参加了当时的地下学联活动。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罗晃潮被派往南方大学预备班，一周后参加筹建学校的工作。1956年，罗晃潮又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悉心研读老师主讲的亚洲史，尤其注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史，希望借此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大学毕业后，罗晃潮加入朱杰勤领导的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教研室从事科学教研工作。这期间，罗晃潮用“耳提面命”来形容朱杰勤的教诲。1981年，朱杰勤在暨南大学创建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并任所长，罗晃潮几经辗转重归恩师帐下，再拾日本研究的课题，重点研究日本华侨史。
这期间，罗晃潮担任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并兼任该所华侨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广结同行，与日本侨领陈德仁先生交往甚密。经陈德仁推荐，罗晃潮应邀赴日本对华侨社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回国后陆续出版专著《日本华侨史》与《扶桑觅侨踪》，于1988年被评为暨南大学先进工作者。
《日本华侨史》一书通过华侨和中日关系这一历史视角，解答了萦绕罗晃潮心中多年“日本仔问题”的疑惑，荣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协会优秀图书二等奖、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填补了国内日本华侨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与所有东莞学人一样，1991年退休后的罗晃潮仍笔耕不辍，于1995年被聘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后任文史馆史学院顾问。此后十几年来，罗晃潮根据家传罗氏族谱完成数篇岭南罗氏研究论文，连续在《中华罗氏通谱》（内刊）和台湾《广东文献》发表,并被聘为《中华罗氏通谱》编委会顾问。
回顾罗晃潮四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是有关中国古代东南亚史地著述的研究，第二是通过研究日本华侨史来探寻中日关系，第三是他根据家传《东莞槎滘罗氏族谱》的整理研究之作，第四是有关广府问题研究。
“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实有赖于党与人民对我的培养教导，以及良师益友的帮助；同时也更幸我得与爱妻容碧霞的结缘，半个多世纪以来，全赖她操持全部家务和教育儿女，使我得以无后顾之忧，埋头读书著述，一心努力工作，始有今日的成果，这都是大实话。”在《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自序中，罗晃潮如此感激帮助过他的家人与社会，而他近200万字的文稿，百余篇论文，十余本编著、译述专著，都是用行动回报社会的最好例证。
出书逸话
为故乡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罗晃潮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故乡东莞，他与东莞文史界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2003年，年至古稀的罗晃潮在《岭南文史》第3期发表论文《宋末东莞学者李用东渡日本传播理学事略》。文中提到李用将宋代日本古乐曲引入东莞，后称“过洋乐”。
关于过洋乐，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丧返里，至今莞人送丧，皆用日本鼓吹，号过洋乐，乐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为了考证过洋乐的历史，罗晃潮查阅各类史料，并专程前往东莞南城白马社区考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岭南文史》上，给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后称文史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于对故乡的关注与热爱，罗晃潮始终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为故乡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擅长研究华侨史的他，从1999年开始整理、撰写了多篇东莞、岭南以及中国罗氏源流论文，其中2003年发表于《中华罗氏通谱》的《东莞槎滘罗氏族谱》，便是罗晃潮对家乡历史的一个交代。
有关故乡文史的内容，无论大小罗晃潮都十分重视：完成《东莞槎滘罗氏族谱》后，他专门写信将文章寄给文史委员会，希望自己的考证能反哺故土；在他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学毕业50周年的聚会上，将自己50年前的日记赠与文史委员会。这本日记是罗晃潮当年在东莞附城公社篁村生产队进行社会实践的宝贵记录，将其赠与文史委员会，可见他希望对故乡文史作出实质的贡献。
1958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罗晃潮，随历史系来到东莞附城公社篁村生产队体验生活。这两个多月的时光，成为罗晃潮与同学心中的共同回忆。为了重温那段岁月，罗晃潮希望与同学的毕业50周年聚会在当年社会实践的地方举行，并且拜托文史委员会帮他联系、安排。在文史委员会的介绍下，罗晃潮与同学得以重回故地，并受到当地的热情款待。家乡对文化、学者的热情，亦使罗晃潮十分感激。
成长在东莞，大学时随中山大学历史系来这里体验生活，罗晃潮与东莞形影不离。2004年，罗晃潮的文章入选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主编的《东莞人物丛书》。2006年《东莞学人文丛》刚刚立项时，文史委员会便将罗晃潮列入其中。
2007年，经过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主任罗志欢的介绍，文史委员会与罗晃潮商议《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的出书事宜，得到罗晃潮的热情回应。这是罗晃潮的第一本文集，他虽著作等身，但都是专著，所以非常看重这本文集。为保证文集质量，罗晃潮与女婿陆德星、儿媳曾宪珊共同进行文集的设计和编排，并撰写近3000字的自序，感谢故乡对他工作的肯定。文集出版后，文史委员会带着成书前往罗晃潮家中拜访，罗晃潮表示十分满意，称其为故乡对他的最高奖赏。
学人评价
本书（《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其他部分，作者也是下了功夫，花了心思的。比如关于广府问题，作者从大量论据中，特别是从历代广东政区治所的设置，有力地论证了广州的岭南文化中心地位。广州是岭南地区历代郡、州、府、省的治所，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的一个发祥地，海上丝路这条历史悠久的开放、文明、和平之路，不仅沟通了中外的经济贸易，同时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由于长期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一直对外开放的历史，广州既吸纳我国中原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接纳融合外来人类文明的成果，成为汇聚岭南文化精粹的中心地。
我深感罗晃潮这本文集，既是很有学术深度的论著，也是可供广大读者浏览学习的有益读物。
（摘自邵源堃为《东莞学人文丛·罗晃潮集》所写序言。）
学人风采
梁启超与日本华侨
文：罗晃潮
维新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鼓励策划下开始“变法维新”。到9月21日，时仅103天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官僚贵族封建集团发动政变而残酷地镇压下去，史称“戊戌政变”。当时，顽固封建势力大肆捜捕维新人物，其中骨干分子如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林旭、杨锐、刘光第以及谭嗣同等6人更被立斩处死，其他参与或仅是赞同变法的大小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其中有被革职、被参、被流放和下狱，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及全京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梁二人，更是这次政变的捕杀目标，被视为主要“钦犯”，他们二人却侥幸地得以逃脱，先后安然逃到日本去了。
政变那天，康有为已在前一天因故离开北京到了天津，由塘沽南下经烟台，上街去买东西，还懵然不知大祸临头。在这紧要的关头，到了吴淞口才由英国友人协助乘英船往香港，再转去日本。而梁启超则如惊弓之鸟，几经艰险周折才得以逃脱。当天他正在北京城内，闻知太后发动政变，急忙跑往日本驻华公使馆求助，未得要领；入夜，情况更加危急，他再次跑进公使馆内，那时恰巧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三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有事来到北京，就在公使馆中，他支持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接纳梁启超，并指示说：“让他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会帮助他。”梁便得以留下来。经过一番伪装，才由领事郑永昌护送逃离北京，到天津日本领事馆匿藏，躲了数天，等待日本军舰接应，几经周折，直到10月20日才抵达东京，在牛进区马场下町居住下来，随行的还有王照等人。
在华社中声名远播
梁启超来到日本，继续努力着改良维新的事业。他在逃亡来日本途中，曾写下明志的诗句：“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声。”还说：“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极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春风。”可见他对日本存有幻想。
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大名，在他们还没有来到日本之前，早已在华侨社会中传开了。时人张元济曾有诗赞道：“南州讲学开新学，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据冯自由在《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写道：还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即1897年秋，横滨侨商邝如磐、冯镜如等人集会于中华会馆，建议设立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公请兴中会推荐校长，陈少白特荐上海《时务报》主笔任之。其后康有为以梁启超有事不能兼顾，改荐徐勤承乏，并代改校名曰大同学校。事实上梁启超虽然没有担任大同学校校长职，但也可见其在日本华侨心目中的地位。及后他逃亡来到日本并居留下来，其间对日本华侨及华社的影响是深远的。
宣传保皇改良提倡兴学办教育
梁启超在日本前后居留的具体时间不详，而其活动大多是在华侨社会中。当时日本的华侨社会自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和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党人逃亡来到日本，日本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中心，华侨社会更是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根据地，他们在华侨中大力宣传革命，建立兴中会革命组织，又宣传新学，提倡办教育，建立新学堂，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政治力量。大同学校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起创办的，而徐勤出任大同学校校长和梁启超的到来，使日本华侨社会平添了一股保皇改良思潮，并曾掀起了一次政治思想的大论战。
梁启超到日本不久，积极在华侨中进行宣传改良主义和提倡兴学等活动，得到侨胞们多方的响应和帮助。他深感应设立自己的言论机关，以宣传扩大改良派的主张和影响。1899年春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由华商的文经印刷店店主、兴中会会长、广东南海人冯镜如出任该报总理，他则任总撰述，并由康氏得意门徒麦孟华、欧榘甲等相助。该报主要歌颂光绪皇帝圣德，攻击慈禧太后，力倡保救清光绪帝之说，日益成为改良保皇派的喉舌。
在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和欧榘甲也渐与革命派如陈少白、杨衢云等时有往来，也曾发表过一些自由平等的言论。在兴中会会长冯镜如的奔走下，梁启超也曾有意与孙中山相晤合作，却被康有为干涉禁止，还被命往檀香山创设保皇会。不久，梁重又回到东京，之后，他便在华侨社会中大力宣传保皇思想，创立保皇会，挑起了与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大论战，在华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使当时横滨的兴中会有不少会员参加了保皇会，甚至会长和高层干部也成了保皇会会员，使整个兴中会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在华侨社会中同时积极鼓动废科举，建学堂,努力办教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当时，除了横滨已设立大同学校，他又于1899年5月24日从横滨来到神户，其时神户的广东侨胞于28日在中华会馆举行了“梁启超先生欢迎会”。会上，他分析中国积弱的原因，极力主张设教兴学。他说：“所谓一国的兴废，是看其国民有无国家的观念而论，日本国民，不过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能打胜中国，这是日本国民能牺牲性命为国尽忠。但是，我国的国民大多是重视个人的利益，以营利为重而不顾国家，这原因就是我国和日本国的教育大不相同之故。所以华侨应该重视教育，现在横滨华侨也已设立了大同学校，神户华侨也有必要设立华侨的学校。”他的讲话得到了侨胞们的热烈响应。在他的倡导下，以华侨巨商、广东南海人麦少彭为首的广大侨胞便着手积极筹建神户华侨学校，即现时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梁启超一回到东京，又继续他的兴教办学活动，筹建华侨学校，得到当地华商郑席儒、曾卓轩等人支持，募得款项3000元，在东京牛进区东五轩町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亲自出任校长。当时他正与孙中山、陈少白和杨衢云等人过从较密，并有互相合作之意。因此，其言论和学校所采取的教材也倾向倡导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事情传到老师康有为那里，不被见容，不久他被调离日本。不过该侨校在最初的短短几年，培养了不少著名的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者，诸如蔡艮寅（蔡锷）、秦鼎彝（力山）、林锡圭（述唐）、王宠惠和蒋方震等。
（原文发表于香港《华人月刊》1994年12月号，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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