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登闻鼓院”与“乞祠家居”
明·郭棐《[万历]粤大记》卷十七[王大宝传]首节谓：
王大宝，字元龟，海阳人，其先由温陵（今泉州）徙潮州。政和间（1111-1117）贡入太学，建炎二年（1128）廷试进士第二，授左宣义郎、南雄州教授，未上。（绍兴）八年（1138）差监登闻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观，乞祠家居复累年。
这段话，相对费解的地方，可能是“监登闻鼓院”和“乞祠家居”两点。
所谓“登闻鼓”，就是悬挂在朝堂之外的一面大鼓。挝登闻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达圣听”的直诉方式之一。据宋·高承《事物纪源》所载，相传尧舜之时，已有“敢谏之鼓”之设，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情者均可挝鼓上言。《周礼·夏官·太仆》谓：“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意为：周代悬鼓于大寝<路门>之外，称为“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有击鼓申冤者，御仆报太仆，太仆报周王，不得延误。故后人有“路鼓之制，乃后世登闻鼓之始”的说法。
“登闻鼓”一词的出现，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晋书·武帝纪》，中有句曰：
西平（今河南省西平县）人鞠路伐登闻鼓，言多祆谤（祆
明明是散布拜火教的诽谤朝政的言论，却采取击登闻鼓的方式。而晋武帝司马炎倒亦大度，认为是“朕之过也”，竟然“舍之不问”。其时以“登闻”作鼓名，是因为它有“用下达上而施于朝”的功能。（《事物纪源》语）晋代以后，历朝都有设“登闻鼓”之制。如《魏书·刑罚志》谓：“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唐代甚至规定：如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唐律疏议·斗讼》）武则天垂拱二年（686）还设置“理匦使”，受理四方投书。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改匦院为登闻院，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分设“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据《宋史·职官志一》载：
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仓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成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即诣检院。并置局于阙门之前。
简言之，登闻鼓院与检院都是宋代掌受官民上书的机构。由于挝鼓可以“直达天听”，故其地位与作用颇引人注目。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春，刚受禅的宋钦宗慑于金兵威力，罢了力主抗金的东京留守李纲的官，并割让中山三镇给金人，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数万都民伏阙上书，要求复用李纲，并登阶击登闻鼓，喧呼动地，迫使钦宗收回成命，复了李纲之职，这可以说是登闻鼓显示威力的最著名事件。
在古代，登闻鼓确曾一定程度地发挥过多方面的作用。宋徽宗时，户部尚书蔡京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强占四邻民田，受害百姓挝鼓上诉，结果“蔡京"坐罚金二十金"。”（《宋史·范正平传》）又如《宋史·选举·科目上》载：“淳化三年（992）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即将贡士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再考一次），遂为例。”从此以后，糊名之法遂成为历代科举考试中防止作弊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掌受官民上书的具体形式“挝登闻鼓”的覆盖面相对宽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一形式当然会伴生出不少弊端。比方说，挝登闻鼓者人数众多，而“诉者所争皆细故”，无法由“圣上”一一亲理，结果不得不归有司审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所载，宋太宗时，京畿一百姓因家奴丢了他家的一头猪，也击鼓上诉，太宗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联，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为了表示“广开言路、平理天下”的“君心”，宋太宗还是下诏令赐千钱以作赔偿。而宋代以后，对挝登闻鼓的限制自然也越来越严。
利用击登闻鼓的形式作为诬陷他人的政治工具，是登闻鼓制的更大弊端。乾德年间，宋太祖曾在宰相赵普面前称赞右谏议大夫冯瓒，有擢拔之意。赵听后心中大忌，阴遣亲信去当冯的私奴，“卧底”期间，专察冯的过失。不久，赵遂唆使亲信击登闻鼓诬告冯有“奸利”等事。冯瓒因此被流放到沙门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而那些真有冤屈者，在挝鼓后的审诉中，也往往因“刑官非人”而沉冤莫白，甚至冤上加冤。击登闻鼓的作用因此而显得十分有限。（参见宋易斌《漫话“登闻鼓”》，载《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三）》，中华书局，1992.3）
可见，登闻鼓院虽级别不高，却是古代官场中的敏感区域。据上引《宋史·职官一》，该院主管官员“例以京官知县有政绩者充，亦有自郡守除者，继即除郎。”王大宝高中建炎二年榜眼后，“授左宣义郎（按，唐代文散官方有”“宣义郎”之名，宋代改称“宣奉郎”，从七品。《粤大记》误记）、南雄州教授，未上，故十年后“差鉴登闻鼓院”，由地方官改授京官，虽属同级平调，而从地位上论，也可算是提拔使用。但襟怀磊落，不趋炎附势，刚正耿直有余的王大宝到任不久，便发现这个掌管官民上书“直达天听”的衙门，却到处是污泥浊水。他秉公办事，想力挽颓风，竟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上司下属，甚至谗言四起。在任大约年余，他自感回天无力，便主动“乞祠家居”。
“乞祠家居”是什么意思？这得从宋代独有的“祠禄官”说起。据瞿蜕园先生《历代官制概述·宋》所言：
宋代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给予（官员）一定待遇，以示优礼。其高级者为某某“官使”，专以位置罢退之大臣，次级者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岳庙”，都并无职事。如果不是由自己陈请而得，则亦有贬降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闻置散意味者略同。
“乞祠”是指宋代官员以老病不宜任事等为由，请求赐予“奉祠”之职，以享受其俸禄。朝廷给王大宝以“主管(与“提举”同）台州崇道观”的“祠禄”衔，实际上却无须赴任，也无任何职事，故《本传》说他“乞祠家居”。
绍兴十年（1140）七月，宰相赵鼎因与主和派的秦桧政见不合，被排挤离朝，“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宋史·王大宝传》谓：
赵鼎谪潮，大宝日从讲《论语》。鼎叹曰：“吾居此，平时所荐无一至者，君独肯从吾游，过人远矣。”
《粤大记》在这段文字之后又补充说：
鼎曰：“君昔监鼓院，以人有谗者，今观君文章学识，直谅刚正，廷臣无出其右,抑何诬也？君欲知诬者姓名否？”大宝曰：“不愿知也。”鼎益贤之。
两段话，写尽了当年炎凉的世态，也说明了王大宝“乞祠家居”的缘由，更写出了他光明磊落的君子襟怀。正因为他初入仕途便有如此气度，所以才能成为备受后人崇仰的“唐宋潮州八贤”之一，成为《粤大记》作者郭棐心目中的“士林仪表”，赢得了理学家朱熹的“一代正人”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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