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婚的喜剧
●蔡运桂
这是71年前的故事了，因女方仍健在，我不能随意编造喜剧情节，故事本身无多少喜剧性，只因对男女双方都有利，故称之双“喜剧”。
1943年潮汕地区大饥荒，饿殍遍野。村里有位叔祖妻子有个10岁妹妹（大我四个月）处于饿死边缘，想寻找一个救援之家。当年叔祖妻子看中了我家中有一位与她妹妹同龄的童子，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我父母收她妹妹作为我的童养媳。当时我仍是未萌生恋情的孩子，看见一位陌生的女童到我家，心生疑惑。该女子长得颇清秀，就因营养不良面带蜡色，在我家几个月后脸色红润，颇有姿色。有人议论这姑娘未来将是我的媳妇。我听到这种议论十分反感，与女子从来不对话，尽管她勤快帮母亲做家务，对大人很有礼貌，但仍不能引起我的好感。
我记得哥哥娶老婆，是大红花轿抬来的，按当时风俗，我作为小叔子捧着一盘白米送进轿门，新娘在盘上放几个铜钱作为礼金，真是风光无限！现把一个女孩接进家门，将来成为我的妻子，实难接受。因此在七八年的生活中从不与之交谈，像贴错门神似的。
随着时光的推移，两人都长大成人了。我哥哥那时17岁娶妻，父母这时就给我盘算婚事了。那时我正在隔壁镇甲子陆丰三中读书，与同村的几位同学在甲子租房住宿。1950年末，第三学期放寒假回家，家人先打招呼，已经安排我结婚。隔壁镇南塘的姑姑来了，嫁横美村大姐也来了，摆出了庆祝我新婚的气派。对一般青年来说，对这即将到来的“洞房花烛夜”是多么高兴的喜事，于我却思想斗争剧烈，脑子嗡嗡作响。我决不服从这桩父母包办的婚姻，毅然决定星夜出走！我悄悄从旅行袋里找两件替换衣服，从家里的小巷溜走了。
夜沉沉，路漫漫。在黑夜的路上，惶恐不安，回忆起几年前村里一位在守菜园的男子汉被两只饿狼分尸的惨状，越想越惊慌，到甲子镇仅是十公里路程，却觉得很是遥远。夜间九时左右到甲子镇，原来租住的房子已被业主上锁，无处落脚，心更仓皇！这时想起两位比较要好的同学，住在附近同街巷。男的父亲开中药铺，女的父亲开照相馆。开照相馆的老板，对我很好，两次照相都不收我的钱，但若是到他家，可能会引起误会，于是决定到男同学的家。
在他家里到第三天，我哥哥找上门来了，哥哥不仅不斥责我连夜出走，反而对我表示同情，支持我抗婚行动，说他自己过早结婚，故受家庭拖累，难以向外发展。他曾两次走私耕牛到香港，对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很向往，但因家有妻子儿女，不敢滞留香港。他劝我一起回家，会做父母思想工作，暂时推掉这桩婚事。
我的逃婚成了村里的大新闻，说村中无先例。有人说我对一漂亮姑不要，是个大笨蛋；有人骂我带个坏头，败坏了家风；但也有人赞我，说我敢于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旧传统，将来可能是有作为的人。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又住进租住的房子，有一天中午，我被母亲叫到附近族人的家中，见到女方的母亲也来了，目的是跟我谈判，说现在不结婚，等我中学毕业后才结婚。我坚决不承认这桩婚事，说自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可能牺牲在异国他乡，让女方不能等我，早日出嫁为上策。到了1952年4月，哥哥自杀身亡，下半年家庭被划为地主，已不成为女方留恋之家了，她终于嫁到博社村成为他人妇，了却缠绕多年的婚事。虽然家道败落，女方对我父母仍有感情，成为我父母的义女，常有来往。
时光倏忽间过了30多年，我已从华师大调到省作协任职，家住广州文德路，有一天上午下班后，有一陌生妇女带着小儿子来到我家，并自介绍是范姐（化名），让我一时既高兴，又尴尬。妻子问来者何人，我说是姐姐，妻子说没听你说有这位姐姐呀！我说是“义姐”，等会才说明白，先做午饭吃。吃饭时，只有我与范姐说话，妻子听不懂我的家乡话，女主人与女客人相对无言，吃完饭范姐母子就辞别离开了。
时光荏苒又过十几年，他三儿子在陆丰县城建了新房子，我两次回家乡扫墓时，都被范姐儿子请到他家住，他称我舅舅，十分热情好客。有一次我儿子先回广州，我在新“外甥”家多住两天，“外甥”专程回家乡接他母亲到县城家里，我们“姐弟”再见，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童年分别，老年重逢，有千言万言难以言说。她育有5个儿子，有十几个孙子孙女，可谓子孙满堂。她由5个儿子轮流赡养，每人轮一个月，子孙孝顺，可惜近四年来，我从未谋面的“姐夫”和老大、老二两位“外甥”相继去世，难免有悲伤之情。希望范姐健康长寿，继续享受含饴弄孙之乐！
（作者系省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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